在薄陰的春晨寫這個后記，一種若有若無的思緒翩然而至，就是一個江南人并不一定真正懂得江南，而一個異鄉(xiāng)人則不見得不懂得江南。有關江南的書，我們已做過數(shù)種，每一次都會加深我的這一感受，這真叫人無可奈何。細思之，原因很可能在兩方面：一是懂得江南的江南人，由于已經獲得了此中真義，因而不需要或不喜歡再形之于聲色與言辭，是所謂的“希言自然”。如方岳《水月園》一詩所述：“送別孤山步繞湖，闌干盡處倚菰蒲，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萬事不如歸自好，百年聊與醉為徒，藕花初醒莼絲老，喚住罾船膾腹腴?！倍遣欢媒系慕先擞譄o話可說，他們盡管整天享受著江南的美，但由于缺乏懂得形式的眼睛與欣賞音樂的耳朵，則等同于“尸位素餐”。如宋無《玉津園》的感喟：“御愛花無主，長生樹幾時，青青輦路草，盡屬牧羊兒?！倍玫牟灰欢ㄒf，不懂得的又無話可說，使我們這些異鄉(xiāng)人的江南話語顯得十分必要。盡管本書的作者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爾說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園一樣，在經歷了漫長的地理與文化的疏離之后，我們才更懂得珍惜久別相遇的當下與此景，這與那些缺乏流浪經歷與追尋經驗的人們是很不相同的。還有本書采取的“以人物說精神”的敘事方式。除了我在緒篇里講的那些，又突然想到，這很可能與個人的中國文化啟蒙相關。如我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就不是傳統(tǒng)的四歲讀經，而是通過各種以人物為中心的通俗演義切人的。我在一個“學術自敘”中曾說：“如果說我小時候還曾受過什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蒙，那么它們只能是外祖父講給我的‘大八義’、‘小八義’、‘楊家將’等。盡管這些民間話語比不得四書五經正統(tǒng)，但由于它們大都具有一種‘現(xiàn)身說法’的特征，是真實的個體以熱血、奮斗和犧牲來演繹仁義禮智信等中國儒家哲學最高的人生理念，因而儒家那些抽象符號在很早就以一種直接的方式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這一看似偶然的撰述方式，其實也有著很深刻的必然性。 本書采取“以人物說精神”的敘述方式，敘說了張岱、顧炎武等在習習熏風中的未眠人；以及劉禹錫、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白居易等在江南大地上的異鄉(xiāng)者；還有孫一元、徐渭等人在江南的寂寞與徘徊；更有王陽明、朱舜水、朱熹和陸九州等文人的激情與思緒。本書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江南人物載入江南文化精神，敘述在江南發(fā)現(xiàn)的詩性文化精神，以及文人在江南的激情與思緒、寂寞與徘徊，更有紅顏與帝子的江南舊事。 本書作者雖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爾說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園一樣，在經歷了漫長的地理與文化的疏離之后，我們才更懂得珍惜久別相遇的當下與此景，這與那些缺乏流浪經歷與追尋經驗的人們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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