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

　　《在美國》是一部歷史傳記，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莫德耶斯卡一八六八年在華沙嶄露頭角，一八七七年在舊金山主演《勒庫弗勒》英文譯劇，“雖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她偶爾也到倫敦演出。然而，桑塔格的小說《在美國》卻不是莫德耶斯卡生活經歷的簡單重復和記錄，而是歷史細節(jié)、情感刻畫和現代意識的有機結合。主人公瑪琳娜在波蘭舞臺上如日中天，被譽為波蘭的舞臺皇后、民族的希望。但是瑪琳娜對自己周圍的鮮花和歡呼贊揚已經感到厭倦，人過中年，開始出現生理和心理危機。一八七六年，三十五歲的瑪琳娜與丈夫、兒子以及一群崇拜者一道移居美國，棲居在加利福尼亞一隅，希望在傅立葉簡樸的社區(qū)生活中完成“自我變革”和“精神復蘇”。波蘭的理想主義者們購置農田，研究農事，開辟葡萄園，希望建立自己的種植園。經過幾個月艱難而又美好的田園生活，牧歌式的烏托邦終因經營不善和內部分歧而夭折。一些人返回波蘭，一些人轉到另一社區(qū)，還有一些人在美國定居。為了渡過經濟上的難關，瑪琳娜頑強地克服了語言障礙，重返舞臺。在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xiāng)鎮(zhèn)的巡回演出中，瑪琳娜風靡美國，成為美國舞臺上璀璨奪目的新星。故事在瑪琳娜與布斯對人生和藝術的探討中結束。

　　蘇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國紐約，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1960年前后，她開始活躍于紐約文壇，1963年，她出版首部小說《恩人》，贏得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激賞。1966年，桑塔格把在《黨派評論》上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結集出版，名為《反對闡釋》，令她名噪一時，該書迅速成為當代經典。1977年，桑塔格的《論攝影》榮獲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在從事評論之余，她同時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火山情人》，進入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賞的一部作品。而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更為她贏得該年度的全美圖書獎。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并獲得2003年度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yè)和平獎。在美國，蘇珊·桑塔格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直是所謂的“明星”作家，過去40年里，她掌握著時代的脈搏，言行觸動著國際事件的敏感神經。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曝光后，桑塔格在《紐約時報雜志》上發(fā)表長文，她說，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jiān)獄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曝光之后，布什及其辯護者力圖限制照片流傳之迫切，顯然勝過對照片所反映的罪行進行處理。照片已經由一種載體轉而成為現實本身。該文在美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在2001年5月9日“耶路撒冷獎”頒獎禮上，上臺領獎的桑塔格發(fā)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在這篇文氣如虹的講稿中，她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盡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里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不會有和平。此舉引起了以色列主流媒體的震怒。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被并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她擁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國公眾的良心”、“文學批評的帕格尼尼”等等，然而她卻這樣解釋自己為什么經常發(fā)表對時政的看法，是因為“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她既是學者，也是作家、詩人，是以書寫、話語來標明自己身份的知識分子。她的言論介入了社會生活，她完全從個人驗、個人價值判斷出發(fā)來發(fā)出自己獨立聲音的，她的這種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集團的利益。蘇珊·桑塔格：維護思想的尊嚴（作者：張玥晗）直至蘇珊.桑塔格逝世，這位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國內依然屬于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們的理解和闡釋中，蘇珊.桑塔格再次經歷了自己所拒絕的命運被闡釋。他們給她封上一個高不可攀的稱號：“真正的知識分子”，成功地將她簡單化，不可避免地和大眾人群保持了遙遠的距離。她是誰？她究竟在做什么？他們所謂的“良心”是什么？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關系[被屏蔽廣告]呢？蘇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動，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地圖。在這個旅人的地圖上，她在醫(yī)院，在戰(zhàn)場，在抵達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損傷被侮辱被遺忘的人的身邊，她給予的不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為一個人的責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對社會負有責任，無論他們的職業(yè)是什么。這種責任甚至不是社會的責任，而是道德的責任。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1933年1月16日出生曼哈頓蘇珊.桑塔格出生后，一直由祖父母撫養(yǎng)。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國北方做皮貨生意，5歲那年，父親在中國患肺結核逝世。整個童年，蘇珊.桑塔格都在對文學書籍的陶醉中度過，她迷上了莎士比亞、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維克多、雨果、叔本華等人的作品。六歲時，她讀到居里的女兒依娃.居里（EveCurie）寫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為一個化學家，后來又希望成為物理學家。最后，她決定從事文學，成為一個作家。她說：“我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一個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1950年結婚.學習波士頓-倫敦-巴黎蘇珊.桑塔格很聰明，因為能讀寫，一開始上學就上了三年級。從北好萊塢高中畢業(yè)時，她才15歲。她上了柏克萊加州大學，17歲時，遇到了28歲的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10天后，兩人閃電結婚。兩年后，她隨丈夫移居波士頓，誕下兒子戴維，同時考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英語及哲學雙碩士學位。她回顧時這樣說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做學生。”1957年，她拿到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但四個月后轉赴巴黎大學，深受到法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的熏陶，在此期間，她閱讀了大量的歐洲哲學著作，并結識了一批先鋒藝術家，他們組成了一個由搖滾樂、新浪潮電影、新小說寫作和存在主義哲學的新興歐洲文化圈，蘇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從此愛上了電影。1959年離婚紐約26歲，她回國，回國之后便要求與丈夫離婚，并提出不要資助獨自撫養(yǎng)兒子戴維。離婚后，她攜帶了“70美元、兩只皮箱、7歲兒子”來到紐約，在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宗教學。這時的蘇珊.桑塔格依然混跡在紐約的先鋒藝術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對當時美國的小說不屑一顧。而且她完成了小時候的夢想，在《黨派評論》那類文化雜志上發(fā)表作品，她覺得能讓5000人讀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評論》對蘇珊.桑塔格做的訪談中，她這樣形容當時的場景：“到紐約不久，我在一個晚會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Philips），我鼓起勇氣過去問他：‘如何能為《黨派評論》撰稿？’他答道：‘你到雜志社來，我給你需要寫評論的書。’第二天我去了，他給了一本小說。對那小說我并不感興趣，不過還是寫了一篇不錯的東西。書評不久發(fā)表了，門就這樣向我敞開了。”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1964年《坎普札記》紐約在給《黨派評論》寫的文章中，蘇珊.桑塔格拒絕了編輯向她提出的選題，只愿意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選擇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關注在前衛(wèi)藝術家小圈子里當時鮮為人知的藝術試驗。1964年，《黨派評論》用20頁篇幅刊載了《坎普札記》，令31歲的她引起紐約文化界的矚目，同時寫成的《反對闡釋》成為美國1960年代的示范文本。在《反對闡釋》中，蘇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為之抗爭的主張：顯露真相，反對對藝術和生活的簡單化和冷漠。她強調，藝術不是一種你可以翻譯或破譯的東西。觀賞藝術品這一經歷的目的不是為了說出其“真正的意義”，不要另建一個“意義”的影子世界，作品的價值肯定存在于別處，而不在意義當中。重要的是恢復我們的感覺，我們更多地看，更多地聽，更多地去感覺，而不是強加意義。在《坎普札記》中，蘇珊.桑塔格強調了藝術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輕人中流行的“惡搞”“無厘頭”一樣，人們在一樣刻意造就的事物中發(fā)現了有趣，并成為無趣的對立面。在蘇珊.桑塔格看來，賦予藝術品以意義，顯然是一件無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樣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樣。1976年患病醫(yī)院得病是蘇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個轉折點。生病前的蘇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學藝術當中，在藝術思想中體現獨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為了治療，她穿梭于美國和法國的數家腫瘤醫(yī)院，見到很多和她一樣的病友，她開始發(fā)現認識到這個世界有很多隱喻和被遮蔽的真相。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卻在健康人的社會處于尷尬位置?；颊叱两趯膊〉幕糜X中和他人的歧視中，自覺有罪。但蘇珊.桑塔格卻不認這種罪。她認為這是一個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隱喻，在隱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蘇珊.桑塔格從不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協這種命運，最初診斷她患了癌癥的醫(yī)生認為她逃不過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術，請求醫(yī)生讓她進行2年半的電療。兩年半后，她戰(zhàn)勝了癌癥，同時發(fā)表了作品“IllnessasMetaphor”（《疾病的隱喻》），從文學作品和現實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響，探討“僅僅是身體的病”為何會變成道德批判，又為何會轉換成一種社會壓迫和歧視。1993年《等待戈多》薩拉熱窩生病以后，蘇珊.桑塔格更關心眼前的世界，她說：“我力圖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維很具體，也很實際。我用具體的歷史現實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為。”這種“具體和實際”代表著一種面對真相的態(tài)度，即親身參與，擁有第一手知識和體驗，才具有公開發(fā)表意見的權利。1989年，她根據艾滋病的盛行，又寫下《艾滋病及其隱喻》。1993年4月，蘇珊.桑塔格在兒子的邀請下，來到薩拉熱窩。7月，她決定再回來，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她問人們“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訴人們，我能寫作，我可以在醫(yī)院做護理工作，我能教英語，我能做戲劇導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戲劇工作者說，你能不能導演一出劇﹖。就這樣，她導演了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后來，她在薩拉熱窩出出進進有三年。在《薩拉熱窩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電筒和很多電池來這里的蘇珊.桑塔格寫道：“演一出戲，對當地戲劇界專業(yè)人士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因為這使他們成為正常人”。經過排練，8月17日，《等待戈多》開幕。文章的最后，蘇珊.桑塔格回憶著那個場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會來但明天肯定回來之后，弗拉迪米爾們和埃斯特拉貢們陷入悲慘的沉默期間，我的眼睛開始被淚水刺痛。觀眾席鴉雀無聲。唯一的聲音來自劇院外面：一輛聯合國裝甲運兵車轟隆隆碾過那條街，還有阻擊手們槍火的噼啪聲。”后來有人問她，是否有人會認為你扮演了一個高高在上的救贖者角色。蘇珊.桑塔格非常憤慨：“假如去過薩拉熱窩，去過任何一個人們在忍受著同樣痛苦的地方，就不會產生這種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問題。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來，你會想到他們的關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關系嗎﹖這種花里胡哨的言辭正是當今那種使人們猶疑于慷慨行為的思潮的一部分。”2001年9.11事件紐約從薩拉熱窩到紐約，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區(qū)別以及人與人的誤解，讓蘇珊.桑塔格發(fā)現現代社會的冷漠。人們不關心你剛剛離開的城市，不關心人們遭受的折磨、恐懼和侮辱，你無法向他們訴說你的感受，更無法沖破人的冷漠和無動于衷。世界被永遠地分割為“彼處”和“此處”。她眼睜睜地看著人們在隱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個人健康的幸福。有人說，這是社會對自己形成的看法。蘇珊.桑塔格在《“彼處”與“此處”》一文中寫道：“從那些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的言行看來，是一個混亂的、不負責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會。”進入21世紀之后，美國9.１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戰(zhàn)爭，更讓年近七十的蘇珊.桑塔格寫下了《真正的戰(zhàn)斗與空洞的隱喻》一文，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她說：“9.１1之后的口號：我們站在一起。在我看來，這意味著：要愛國，不要思考！讓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拋棄理性的行為占了上風，正是蘇珊.桑塔格認為的最大危險。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納隱喻所產生的狂熱情緒。2004年12月27日逝世紐約當蘇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傳來，了解她的人為之感慨不已。如翻譯家黃燦然所說，“人們失去了評估未來美國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個清晰尺度。更少了一個如此清楚冷靜并具有良知的人。”1998年，蘇珊.桑塔格接受中國學者楊小濱、貝嶺采訪時，曾提過自己思考問題的方式，她說：“我更感興趣的不是理論，而是基于描述真實的全面的解釋，即參考了歷史的全面的解釋。每當我想到什么的時候，我就問自己，這個字的來源是什么？人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使用它的？它的歷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詞義是什么？它被發(fā)明以攪混或克服的意義是什么？因為我們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義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候被發(fā)明的。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在采訪的最后，她告訴來自中國的友人，她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因為她的父親在中國去世。她希望能夠來到中國，當然“只是在我覺得中國之行對我自己，從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對其他人有利的情況下，否則我是不會去的。我不想僅作為一個旅游者去中國，那對我來說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