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寫了一篇歷史語言的研究文章，是說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后來又牽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線索，和中原人類有戎狄底層血緣的結論，這些論文歸集成了《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一書，由北京中華書局以“世界漢學叢書”的一部出版（02年初版，04年再版）。此后，《歷史月刊》連續(xù)刊載我的文章，原社長虞炳昌先生對我鼓勵有加，建議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這就是《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來。雖然《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較為通俗，但在華夏民族與北方民族同源的問題上，卻比《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頭緒，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烏孫”、“句踐是女真”、“叔孫是肅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荊軻是準葛爾”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當作上古中原社會的一面鏡子，達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愛新氏，華夏是回紇國”等人類學的結論。中國人“以書證書”的落伍意識，使傳統(tǒng)學術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紀前半葉，因為解讀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證書”時代的到來。然而，語言作為另一種傳承系統(tǒng)，它的“人類歷史化石”的作用，卻被國人束之高閣。而這種集體漠視的表面是中國文字研究的優(yōu)越感，背后卻是“大漢語民族”的錯誤觀念，中國人大凡以為萬古不變的祖宗，是毋須求證其分合由來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要推動“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兩代之際，中原社會經歷了“漢語”或“雅言”的一個形成過程；于今來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語言，否則許多先秦人事就無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婦”，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還是意符？始終沒有正確的理解；如果我們能有語音實證的自覺意識，它們不是“回紇”、“兀者”、“烏馬”、“斛律”、“悅般”、“惡來”，又是什么呢？或許有人會質疑《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書名的科學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間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實上，世間民族既不可能無中生有，也不可能驟然湮滅，如果上古沒有蒙古女真民族，何來孟軻、蒙驁、蒙武、句踐、句井疆這樣一些春秋秦漢人名？蒙古是東胡鮮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說“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是用現(xiàn)代人類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緣和語言的歸屬，非此還不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肚厥蓟适钦f蒙古話的女真人》議論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選用了忽必烈、慈禧、溥儀、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們的種屬，而不是搬弄他們的歷史是非。充斥《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的“漢虜同源”的種種立論，卻沒有任何一點政治的企圖，因此這是人類學的純潔探索。而《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又旨在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所有的注釋又都被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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