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地認識掌握古代文化語詞,可以遵循以下原則來展開:(1)選詞常用性。古代的語詞,即便只是文化語詞,也是難于在有限的時日里被消化殆盡的。面對紛雜的語詞,有必要進行適當的篩選。篩選的原則首先即可定位于常用性。常用性,從語詞的出現情況來說,也即常見性。一般說來,語詞的使用頻率和常見度與其所反映的事象在該文化系統(tǒng)中的地位成正比。換言之,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接觸廣泛、應用普遍、認識深刻的事象,其在語言中的語詞符號也往往會具有常見、常用性。(2)組織系統(tǒng)性。單個的字詞考釋,有利于對個別字詞深入地了解和認識,但是個別零星,難成規(guī)模系統(tǒng),如果以類相從,據義系聯,便能相互串結,觸類而通。我國傳統(tǒng)的語言文字學著作,特別是字詞類的要典,如《爾雅》、《方言》、《廣雅》、《釋名》以及《說文解字》等,莫不如是。這樣的安排原本是為便于系統(tǒng)地認識,有效地掌握而作出的。(3)內容綜合性。單純的字詞解釋,基本上從語言的層面來展開,印聚焦于語言文字的形音義的詮釋和考辨,這是學科專門化的一種體現,中國的“小學”傳統(tǒng),雖然循著解經的目標,但在操作上也基本上是在文字、音韻、訓詁的圈子里來進行。這樣的訓釋與考辨,有利于促進語言文字之學的進步與發(fā)展,但是,對于真正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古代的文化語詞,卻顯然存在不足,因為,文化語詞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為依托,與一定的時代歷史相聯結。因此如果將文化語詞與其生成的文化歷史緊密結合起來,將能使語詞顯現出歷史的面貌,增強歷史感,更具立體感。(4)材料、方法多樣性。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基本上依據傳世的文獻來展開,自真正的考古學在中國萌芽和發(fā)生,傳世文獻與地下實物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得以在學界采用,繼而受到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影響,我國古來為著禮治目標而形成的“禮失而求諸野”的認識,也應用到了學術的研究,于是,材料與方法的多樣性便體現出來了。在文化語詞的考辨與歷史敘述中,采用這樣的綜合方法,無疑會增強所述事實的可信性和科學性。(5)詮釋充分性。研究的對象既然是語詞,那么對單個語詞的形音義的解釋就自然成了首要的任務。同時,采用類義聚合的方法,將同類系的語詞聯結在一起,若以系統(tǒng)的觀念為指導,在單個語詞的解釋基礎上,更進一步,對聚合在一起而語義相近的語詞進行語義成分的異同辨析,則將更有助于對語詞的共性特征與個性特點的真切認識。本書的寫作,正是依照上述原則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