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專題研究

　　這本是件好事——人多好做事。特別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與民事訴訟法走向顯學過程同步，從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與教學的專家學者隊伍越來越龐大，研究成果開始在法學成果總量中占有很重的份額，不少有著民訴專業(yè)背景的專家在大學以外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等等。如果將這些指標量化，我們完全可以斷言中國民事訴訟法學進入了一個勃興時代，中國也一定是一個民訴法研究大國。大可商議的是，成果研究僅是數(shù)量的增加，這種局面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學術繁榮。一面是大量的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一面是民訴研究視野和課題選擇的貧乏。例如，先是世紀之交民訴法學界的千軍萬馬擠上司法改革的獨木橋，與諸多法理學者擠到一起搞重復性研究；當前則是一窩蜂般地去研究調解制度，以圖在民事訴訟理論中挖掘和諧社會執(zhí)政理念的法律資源。種種跡象表明，當今民事訴訟法的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仍然駐足于對域外學術的引進、分析、借鑒階段和對司法實務的具體操作提出建議的階段，有獨到學術見解并能產(chǎn)生實踐效果，能創(chuàng)新民訴體系、創(chuàng)建學術流派的研究還不是太多。蘇力教授——我在北大做碩士研究生時的班主任，曾在他的著名論文《從法學著述引證看中國法學》中預言，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有可能成為大陸法學研究的另一個集中地，這著實給了我們這些置身于此的學者不小的鼓舞，但其實他的本意并非在于評價上海法學的水準，而是想說明法學發(fā)展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問沒有多大的關聯(lián)。對于上海法學的研究水準和研究氛圍，我更同意楊東平教授關于“上海的文化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地方隊”的斷言，滬上最優(yōu)秀的學者和批評家朱大可先生對上海文化狀況的剖析，也同樣適用于評價這里的法學研究狀況，他說：“在上海，一種強烈的規(guī)范意識在影響著每個人，個性是很難保持著它的銳利的。”法學何嘗不是如此！在技術層面上敲敲打打，搞些對策研究是多數(shù)法學學者的研究路徑。

　　王福華，1966年12月生于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籍貫山東寧津縣?，F(xiàn)為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1989年畢業(yè)后至1992年在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盟中級法院民事審判庭任法官，1995年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訴訟法學碩士學位，畢業(yè)后執(zhí)教于煙臺大學法律系（法學院），2000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2002年5月始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200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2005年于中國政法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自2000年起，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現(xiàn)代法學》、《法律科學》、《法學》、《法商研究》、《法學評勘》、《政治與法律》等期刊上發(fā)表民事訴訟法學論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