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粹主義到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從英國的費邊主義到美國的文化多元主義，從《德拉庫拉》、弗洛伊德到羅伯特·布利和麥當娜，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中的衰落思想，并解釋了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的信念如何成為現代西方意識中的一個恒定的組成部分。在對一系列大師級人物傳記式的敘述中，赫爾曼重點考察了這一些人物的思想：他們拒絕把文明視為注定滅亡的事業(yè)，其中包括現代種族理論的奠基者戈賓諾；尼采，他的反理性主義的活力論哲學使一代人投身于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還有杜波依斯，他的敵視西方的觀點深深地影響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思想和文化多元主義。赫爾曼也論述了影響一時的非浪漫主義思想家。這些思想家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文明死亡的想象。他們包括歷史學家雅各布·伯克哈特、亨利·亞當斯，優(yōu)生學創(chuàng)始人弗朗西斯·高爾頓，偉大的世界編年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此，現代科幻小說的發(fā)明人威爾斯，以及弗洛伊德。這些“歷史悲觀主義者”對人類復興西方文明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的懷疑，為更激進的“文化悲觀主義者”如尼采和杜波依斯開辟了道路。正如赫爾曼所指出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衰落論的涓涓細流逐漸侵蝕了歐洲人自信的堤壩，使得“西方文明的衰落”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們日益轉向埃利奧特所說的“陌生的上帝”—— 它繼續(xù)主宰著西方的現代意識。布萊希特、薩特、安東尼·亞陶、弗朗茨· 法農、埃澤拉·龐德、海德格爾、詹姆斯·鮑德溫和諾曼·梅勒，都在慶賀性欲的解放、種族權力、暴力和殘忍這些作為人的“真實性”的新形式的勝利。他們相信，這些將成為資本主義的中產階級社會催殘靈魂的力量的解藥。與此同時，新的激進政治運動也激起了人們的期望——從衰落的文明的桎梏中得到類似的解放。法西斯主義、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黑人運動，以及激進的環(huán)境保護主義，都被納入衰落論者的假設之中，變成了20世紀反西方遺產的不朽的組成部分。最后，赫爾曼還揭示了當代美國面臨的兩個最大的問題——種族主義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命運問題它們是如何形成，并被文化悲觀主義者的假設所歪曲的。從雅利安民族、非洲中心主義到“郵件炸彈恐怖分子”，西方文明衰落的神話在繼續(xù)發(fā)揮著它的滲透性影響。赫爾曼指出，在許多方面，今天的文化戰(zhàn)爭最終將是一場堅持文明和人道價值的重要性的人與否認這一切的人之間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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