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看世界：世界經濟卷

　　編纂與著述并不同屬一個創(chuàng)作范疇。直觀地看，著述難而編纂易?！墩f文》對“編”的解釋是“竹簡而排列之”。排列二字看來容易，但亦有其困難之處。其一，排列些什么內容、或者說按照什么標準來選擇文章并輯錄成書，對于編者卻是大費周折的事情。尤其國內世界經濟領域的研究非?；钴S，不時有佳作出世，優(yōu)中選優(yōu)，標準更難于設定，使人在文章的取舍上頗為躊躇。其二，經濟學分工愈來愈細密，作為編者，他做到事無巨細全盤把握實屬不易。即便是他本人所在領域內的一些細節(jié)，也很可能超出其所研究或關注的范圍。這無形中也增加了編輯的困難。其三，編纂者與讀者間的交流十分微妙。一名好的編者，鮮有直抒胸臆的作為。他所要傳達給讀者的傾向或信息，主要是通過所選文章以及他對這些文章的結構安排來實現(xiàn)的。從此種意義上講，編纂而成的著作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編者，還與閱讀者的理解有關。當然，這樣說沒有為自己預先卸責的意思，因為編者取舍的眼界和建構的能力才是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心有此念，故當《中國學者看世界》叢書主編王緝思邀請我出任分卷主編時，自己頗為猶豫。后確實覺得編纂這樣一套叢書，對增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理解是件好事；還因為從總編到各分卷主編于我都是學術界比較熟悉的朋友或同事，自己心里也愿意在這個工作團隊里與大家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最終我決定勉力為之、不再置身事外。允諾編纂以后，我一直不敢看低這項工作的難度，唯恐不能勝任。經過這段時間的思量謀篇、閱讀取材、斟酌取舍，終至書成。雖無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感觸，但也愿藉“序言”這方寶地，與讀者交代一些編纂此書的想法。既然是輯錄成書，篩選編輯一定要事先設立一些標準。而我的標準，大致有這么六個：首先是時間尺度。本書所輯錄的文章，均采自過去十年以內，尤其以近三年為主、用中文發(fā)表的著述。這樣做并不是說十年之外就沒有佳篇，而是因為按照叢書總體考慮，分卷主要應選錄“9．11”事件以后發(fā)表的文章，以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的最新看法。但在編輯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當今世界經濟或地區(qū)的大勢在“9．11”之前早有端倪，其中有些情況在那個時候中國學者的文章中已有較為深入的論述（比如郭樹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就對東南亞走出危機并再次起飛充滿自信），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拿下，實在有違我們全面而妥帖地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之看法的初衷。再者，最近十年也恰是承前啟后、跨世紀的時間段。有鑒于此，我把所選作品的上限定為十年。時間尺度的另一層含義是所討論問題的“時間性”。本書所選文章的主體是論述世紀之交的國際經濟走勢的。這樣做的理由，至少在于“當下”或“可預見的將來”更值得人們去關注。其次是空間跨度。秉持開放態(tài)度的中國與世界上各大經濟區(qū)域或經濟體均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因而，本書所輯論文討論的經濟問題，廣泛涉及北美、西歐、亞洲、蘇東、拉美和中東、非洲等地區(qū)，希冀體現(xiàn)出中國學者思考和看待世界經濟在范圍上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中國學者“視通萬里”的研究廣度。為此，我單列“國別與地區(qū)”篇并收錄了六篇文章以突顯空間跨度?？臻g跨度的另一層含義在于所選文章討論議題的豐富性，就世界經濟而言，則主要包括國際貿易、金融、能源、環(huán)境、全球治理以及更一般性的地區(qū)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盡管并不是每個議題都有專門文章（比如高海紅談論亞洲貨幣合作）予以討論，但幾乎每一篇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上述諸項議題。我正是試圖以這種議題的交叉性，來在一定程度上使此書盡量涵蓋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興奮點。兼收并蓄是第三個標準。這里所談的兼收并蓄主要是作者的構成和文章來源。本卷除了要照顧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外，還特別努力讓作者的背景盡可能“復雜”一些，對各方觀點兼收并蓄。本卷二十余篇文章的作者大都為國內著名學者，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約占一半，高校經濟學教授、金融機構的專家、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以及個別學者型官員等約占一半。本人以為，這樣的作者構成方能具備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其觀點和立場當大致能反映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的總體描述和判斷。之所以選用了十篇中國社科院學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社科院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地位獨特，除了擁有一批重要學者之外，其研究所設置也是國內最為齊全的。它的八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幾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經濟問題。顯然，學者構成還有一個年齡層面。本書作者的年齡從三十多歲（比如討論跨國公司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余萬里）到近七十歲的都有。毋庸諱言，年齡跨度的大小與兼收并蓄密切相關。從來源看，本卷輯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國際經濟評論》、《世界經濟》和《世界經濟與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這幾份雜志具備較好的代表性。第四是敘述或研究方法。整體上看，世界經濟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主要使用經濟學分析工具?，F(xiàn)代經濟學發(fā)展很快，博弈論、計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等，均已成為經濟學家廣泛接受的理論基礎和運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在今天，經濟學分析往往涉及較為艱深的數(shù)學語言，理論性和技術性很強，遠非普通讀者稍下功夫便可掌握?？紤]到本書面對的廣大讀者對它們可能不太熟悉，同時也為了保證本卷敘事風格與本套叢書的其它七卷相協(xié)調，故我對一些很有深度、同時數(shù)學或計量分析也非常漂亮的著作不得不忍痛割愛。在保持專業(yè)性的同時盡可能回避具有復雜數(shù)學推導和計量分析，從而各篇文章具有盡可能強的可讀性，是我在挑選編輯過程中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忠實于原文乃第五個標準?？傮w來看，除了按照叢書要求調整了格式并對各文中明顯的疏漏稍作整飭外，我?guī)缀跬耆Ａ袅烁髌恼碌谋緛砻婺?，未作任何增添或刪改。這樣做，一則是出于對作者的尊重；再則也是為了讓本卷文字能夠真切地反映出中國學者在這十年之中認知世界經濟的心路歷程，從而讓本書富含更多的歷史感。依照今天的眼光看，原文中的有些觀點也許并不完全正確，當時做出的一些推斷和預測也已經被后來的發(fā)展所證偽。將“謬誤”和“錯判”原封不動地在書中展示，在我看來絲毫不損害作者之聲譽。這樣說不僅僅是因為人非圣賢，還在于實事求是之精神，更在于科學的歷史在相當意義上講無非是能者所犯錯誤的歷史。無論正確與錯誤，本書力求向世人展示，有這么一批真誠的學者，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認真地思考過，書寫過。這或許才是真正的意義。最后一個標準是落腳點為中國。雖說本卷的主題是中國學者看世界，但他們是戴著中國的眼鏡去看世界的，換言之，他們在看世界的同時，心里想的只能是、也必須是中國。從相當意義上講，對中國人來說，世界只有和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時才具有意義。有意識地收集那些涉及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文章，自然也會帶來一些編輯上的麻煩，比如說，究竟應該按照什么樣的邏輯去編排章節(jié)。為了突出以中國為落腳點，我專辟“中國與世界”篇。但涉及中國的文章過多，顯然不能將其全部歸入此篇。面對此困境，我不得不做些技術處理，把與全球化有關的文章（如朱民談全球失衡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均歸入“全球視野”篇，把側重討論發(fā)展道路和理論性略強的文章（如何秉孟等談新自由主義問題）放進“理念與思潮”篇。盡管深知顧此失彼難免會對全書的邏輯造成一定的損害，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反觀整個編纂過程，對內容的取舍和對作者構成的設計是我用心最甚的環(huán)節(jié)。中國學者在世界經濟研究領域內的成果之多可謂卷帙浩繁，而我的工作很可能是掛一漏萬，錯過佳篇力作在所難免。為人作嫁可算善舉，代人受過也可一笑泯之，但是若因為自己編輯失當而誤導廣大讀者抑或“泱及”作者本人，那卻是我從心底極不愿看到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評價《韶》所用的標準：“盡善矣，又盡美矣?！保ā栋速罚┐说葮藴?，于我實在是可望不可及。如果同仁及讀者能夠大體認可此書，作為編者，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曾分別在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系、美國加州克萊蒙·麥金納學院任訪問學者、教授。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政治理論。專著有《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等，主編有《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高處不勝寒：冷戰(zhàn)后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和世界地位》等，撰寫過《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美國霸權的邏輯》、《美蘇爭霸的歷史教訓和中國的崛起道路》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