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即十八世紀后期的倫敦和巴黎,尤其是法國革命“恐怖時期”的巴黎;小說以此為背景,圍繞馬內特醫(yī)生和達奈的冤案、遭遇,展開驚心動魄的描寫。小說一開篇,即通過典型事例高度概括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十五年法、英兩國的社會狀況:一邊是驕奢淫逸的統(tǒng)治階級企圖以殘酷的鎮(zhèn)壓,駭人聽聞的酷刑,來維持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一邊是廣大的工農群眾在封建貴族的肆無忌憚的剝削、壓迫下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的不可避免。作者以他辛辣的諷刺手法,突出地刻畫了一個典型的殘暴的貴族形象,艾弗勒蒙德侯爵。他的馬車橫沖直撞,壓死一個農民的小女孩,他無動于衷,揚長而去,尤其令人發(fā)指的是,他年輕時霸占農家婦女,逼死她全家,甚至憑他的貴族特權,把敢于揭發(fā)他這一罪行的正直的馬內特醫(yī)生送進巴士底獄。馬內特醫(yī)生在監(jiān)獄里寫的血書,就是對他,也是對法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最沉痛的聲聲血淚的控訴。作者以極陰沉的筆調描寫了廣大工人、農民已忍無可忍的悲慘處境,但他們的目光燃燒著怒火,雙唇咬得發(fā)白,竭力克制,不出一聲,等待復仇的時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爆發(fā),他們等待很久,很久的時刻終于到來;攻打象征封建堡壘的巴士底獄,那些群眾激動得瘋狂的場面,以及他們在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后進行報復的種種暴行,都充分反映了他們壓抑多年的痛苦和怒火;在這些描寫中,在對馬內特醫(yī)生和達奈的遭遇的描寫中,寄托了作者對受難者的深切同情,對暴行的強烈譴責。作者理解,同情人民,多次指出,他們之所以狂暴到喪失理性,是因為殘酷的迫害扭曲了他們的人性,是前一個時代的邪惡造成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