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1839—1890），字劫剛，湖南湘鄉(xiāng)人，晚清大臣曾國藩的次子?！肚迨犯濉飞嫌袀鳎Q他“少負雋才”。從他的《遺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當時中國在打破閉關自守的局面以后，在列強環(huán)伺、中國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形勢下，應如何吸取西方有價值的東西，以振興積弱的中國，有一定的認識和見解。他在《倫敦致丁雨生中丞》一函中說：“紀澤自履歐洲，目睹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懣隨之。”他自己就努力學習西學，廣泛涉獵過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仁學，并能著文介紹推廣。他三十二歲才開始學習外文，卻能用英辱交談，以英文寫作和核改外交文件，這在當時士大夫鄙夷西學、保守氣氛濃厚的環(huán)境下，是很不容易的。在他出使期間，除刻苦學習英語、法語外，還廣泛了解各國歷史和民情風俗，考察其工商各業(yè)，研究國際公法，以求通過外交途徑，努力維護國家權益，希望學習西方的長處，致國家于富強。所有這些，都在他的《遺集》里有所反映，也都說明他后來在外交上取得成就，決不是偶然的。正因為這樣，我們認為有必要將他的這部傳世不多的《遺集》，校點出版。他曾任出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計八年之久（1878—1885）。在此期間，他經辦的最大一件事，是為收回伊犁而與俄國談判，終于在1881年2月（清光緒七年正月）改訂新約，以代替崇厚原來所訂的《還付伊犁條約》。原約規(guī)定將伊犁地區(qū)南境特克斯河兩岸地區(qū)割讓給沙皇俄國；償付軍費五百萬盧布；俄商不但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可以免稅，而且還能通過西北地區(qū)到天津、漢口等地貿易；這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曾紀澤使俄后，同俄國人進行了歷時一年的談判，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經過艱難曲折的復雜斗爭，終于重訂新約，對俄賠款增至九百萬盧布；爭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兩岸寬二百余里、長四百里的廣大地區(qū)。這段地區(qū)是伊犁的屏障，曾紀澤特以全力爭之，但經過爭辯，仍不得不割去了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廣大地區(qū)，以交換被俄所侵占的伊犁；原約所給予俄國的貿易權利也規(guī)定了某些限制。雖然新約仍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在半殖民地中國的外交史上，這種“虎口索食”的斗爭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卻是絕無僅有的事。雖然俄國的同意改約，主要是由于俄土戰(zhàn)爭剛結束不久，不想又挑起新的戰(zhàn)爭；同時英俄間的矛盾很尖銳，俄國不想在這地區(qū)加劇同英國的對抗；加以左宗棠的大軍迅速收復新疆，為了表示抗俄的決心，他在出嘉峪關向哈密進發(fā)的行軍路上，帶上一口棺材，決心去和侵略者拼命，也使沙俄政府不敢過分堅持。但是，盡管有這些原因，曾紀澤從“替國家保全大局”出發(fā)，折沖樽俎，據理力爭，不為所屈，也是促使沙俄同意改約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談判過程中，他遇到的對手是俄國代理外交大臣格爾斯、外交部顧問熱梅尼和駐華公使布策。開始格爾斯面冷詞橫，拒絕談判，曾紀澤從容應付，主動擬就改訂新約的六條“節(jié)略”，送到俄國外交部。格爾斯看后吼道：“如此，是將從前之約全行駁了！”后來向熱梅尼催問俄方的答復時，對方竟然聲稱沙皇將命海軍大臣會同駐北京俄使向清廷提出最后警告，以戰(zhàn)爭相威脅，還公然要他申明永遠不索伊犁，被曾紀澤嚴詞拒絕，并指出：倘兩國不幸有失和好之事，中國用兵向俄國索還土地，則何地不可索，豈獨伊犁！說得熱梅尼啞口無言。后來他們又提出俄國因“遣船備邊”費去盧布一千二百萬元，要求中國賠償。曾紀澤問他們：雙方既未打仗，何來兵費？對方聲稱：如不答應，則俄正欲一戰(zhàn)。曾紀澤說：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最后沙俄外交部也只得送來節(jié)略一件，提出同意在七個方面改訂原約。曾紀澤一面電告國內，一面與布策先行商議法文約稿，逐日爭辯，細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茍且之意。在清政府命其照約簽字之后，又過了半個月，他才把法文約稿議定，心思極為周密。條約簽字后，格爾斯對曾的才智贊揚不置，說他“不惟出眾于中國，亦罕見于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說明他確是一個俊異杰出的外交人才?！对o澤集》原名《曾惠敏公遺集》，共十七卷，其中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詩集四卷，日記二卷。曾紀澤死于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四年之后，到光緒十九年（1893）癸巳，他的這部《遺集》就由江南制造總局刊印出來了，應該說保存的資料是比較完整的。曾紀澤去世時還只有五十一歲，因此《遺集》包含的時間不長。他一生的主要事跡是被派充出使英、法、俄大臣，和沙俄改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因此《遺集》涉及的方面也不廣。但他的大部分奏疏、日記和文集中的一部分有關外交的書信，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史上俄國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條約的改訂等，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文集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時的習作和應酬的文字，價值不大，其中有些篇章如《祭文正公文》以及頌其叔父曾國荃五十、六十的《壽詩序》等，美化了曾國藩、曾國荃等人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殘酷鎮(zhèn)壓，是應該批判的。但文集中還有一些篇章如《（幾何原本）序》、《（文法舉隅）序》和《（西學述略）序》等，文字簡明扼要，思想深刻，筆鋒犀利。他指出西方的幾何學優(yōu)于中國的“九章”，西方的科學技術“學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風雷而揭日月，奪造化而疑鬼神”，令人不可思議。因此他主張學習西方語言文字，“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堅決反對“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的頑固保守態(tài)度。在當時，他的這些思想和主張是十分可貴的。其《文集》卷一，各篇后有其父曾國藩的批語，曾氏為古文大家，其批語指出文章得失，言簡意賅，值得一讀。在曾紀澤的一些私人函牘中，還常常表現出一片憂國憂民之心，對當事者們的畏敵如虎、怯懦無能，表示極大的憤慨。在中法戰(zhàn)爭前后，淮系黨徒李鳳苞充任駐法公使，在巴黎求和，出賣越南，雖然陸戰(zhàn)取得了勝利，李鴻章反而與法國侵略者訂立了不平等條約，承認越南為法的保護國。他在《倫敦稟九叔父》一函中說自己是“一腔憤血，寢饋難安”。在其他很多函牘中，他都表現出一片愛國熱忱，與李鴻章等人的態(tài)度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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