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歷史觀

　　本書圍繞對十九世紀到當代的德國歷史觀和德國民族史學思想傳統(tǒng)的討論，追溯了德國自由主義的悲劇性歷史，考察了使德國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歷史觀。當現(xiàn)代歷史研究十九世紀首先在德國大學中被職業(yè)化的時候，對歷史的濃厚興趣與正在上升的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德國的歷史研究絕非如德國歷史學家們聲稱的那樣科學和客觀，而是受到了對德國民族性認同的深刻影響，這種“歷史主義”雖不能說直接導向了納粹主義，但在很重要的方面為1933年德國徹底拋棄民主制度和確立權威主義的恐怖統(tǒng)治掃清了道路。本書前言中文版前言拙著《德國的歷史觀：從赫爾德到當代歷史思想的民族傳統(tǒng)》將會有中文版問世，我甚感榮幸。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我與中國學者有很多往來，并在此期間以濃厚的興趣了解了中國歷史思想的進程。通過與中國同行們的持續(xù)穩(wěn)定的交流，我部分地彌補了自己不能閱讀中文的欠缺。我很高興，這部代表了我的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著作，在中國引起了人們足夠的興趣。有必要花點文字來介紹一下差不多四十年前就已出版的這本書。畢竟，自此書1968年印行以來，很多事情都發(fā)生了變化。它描述了此書出版時在德國依然富有生機和活力的一種歷史思想的傳統(tǒng)。它還反映了我身為一個猶太孩童時的經(jīng)歷：我體驗了納粹政權的歧視，并在1938年秋天逃離德國，僥幸躲過了大屠殺。在成長為一名歷史學家之后，我越來越意識到，德國這一歷史思想和歷史研究的民族傳統(tǒng)對于反民主思想難辭其咎。這并不是說它就直接導向了納粹主義，而是說，它在很重要的方面為1933年徹底拋棄民主制和確立權威主義恐怖統(tǒng)治掃清了道路。既見證了這個政權的種族主義，我個人就有理由去了解很大一部分的德國歷史思想所體現(xiàn)的這種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F(xiàn)代歷史研究首先是在德國被職業(yè)化的。19世紀德國大學中所實行的學術研究方法，在歷史研究成為了一門專業(yè)性學科的任何地方，在全世界也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尊重。它成為了對過去進行科學而客觀的研究的一個范例。當我著手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德國思想氣候的歷史研究的傳統(tǒng)時，我開始認識到，在何種程度上德國的歷史研究絕非德國歷史學家們所聲稱的那樣科學和客觀，而是高度地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對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強調(diào)（這是對歷史研究最根本的貢獻），與一種遠非客觀的、而是試圖將一種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狀合法化的歷史哲學結合在了一起。歷史學作為一種聲稱在其方法和觀點上都“科學”的專業(yè)學科的出現(xiàn)，必須結合其政治語境來加以了解。19世紀時德國（其他國家也一樣）對于歷史的濃厚興趣，是與正在上升的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德國，此種民族主義卻出之以一種特殊的德國形式。它是民族統(tǒng)一進程中的一個推動力量。本書追溯了德國自由主義的悲劇性歷史對于歷史研究的影響。這個歷史運動（指德國民族主義的發(fā)展變化——譯者）在其早期階段所宣揚的是自由主義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而是民主的和世界主義的層面，而在19世紀的進程中，它卻越來越被賦予了權威主義和侵略性的沙文主義形式。在民主選舉出來的法蘭克福議會未能于1848年統(tǒng)一德國之后，德國中產(chǎn)階級的主體部分就轉而指望普魯士王朝以武力手段，用俾斯麥的話來說就是以“鐵和血”來完成統(tǒng)一的使命。在各色各樣的西歐和北歐國家以及美國，經(jīng)濟上的現(xiàn)代化伴隨著的是議會民主制的發(fā)展，而在德國，盡管工業(yè)化取得了長足進展，民主化卻被延宕下來，因為教養(yǎng)良好而擁有財產(chǎn)的中產(chǎn)階級的主體部分轉向了霍亨索倫王朝，后者給他們提供了他們在經(jīng)濟領域內(nèi)所企盼的很多東西?；艉嗨鱾愅醭€呼應了中產(chǎn)階級對于成為世界強國的渴望，同時頒布了一部憲法，保留了土地貴族、軍人和君主的諸多特權，還試圖將方興未艾的產(chǎn)業(yè)工人階級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本書更加關注的是使德國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歷史觀，而不是德國在政治層面上未能完成民主化。這種觀念被稱之為“歷史主義”（Historismus）。其要旨在于拒斥啟蒙運動的理性和人道主義的觀念。德國民族的認同是以截然有別于西方民主制的歷史觀來加以界定的。此種對于德國民族性的認同，不僅鼓動家們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歷史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也如法炮制，來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在德國的Kultur[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間展開的文化戰(zhàn)爭——那是德國精英們借以確立他們對于德國民眾的統(tǒng)治權的一套意識形態(tài)——中，德國“1914年觀念”與法國“1789年觀念”迥然有異。作為西方民主觀念之基礎的啟蒙運動被認為膚淺不堪，它假定了一種抽象的人性和一種以普遍人權為預設的非歷史的倫理。歷史主義或者德國的歷史觀所堅持的是一種它所認為的歷史實在論，也即認定人沒有本性，而只有歷史。歷史學家要致力于嚴格的公正無偏，用蘭克的話來說就是，不要做出判斷，而只要表明實際發(fā)生的事情。盡管要求歷史學家不偏不倚、不要歪曲他的（我們這里可以說“他的”，因為婦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史學行當之外）發(fā)現(xiàn)有其合理性，這卻不僅是德國傳統(tǒng)所獨有的，而是任何地方誠實不欺的歷史學家們所共同認可的老生常談。可是，此種對于在這一傳統(tǒng)中為歷史學家們所實踐的道德中立的吁求，卻包含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它認定現(xiàn)存的權威體制代表著道德力量。構成滲透社會方方面面的倫理秩序的核心制度，乃奠基于權力之上的國家。權力因而就反映了道德，而國家就像他們所聲稱的那樣，在擴展其權力以凌駕于其他各種號稱來自于上帝的權力之上時，它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當?shù)?。盡管蘭克宣揚說，一切時代都平等地直接通向上帝，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傳統(tǒng)中的德國歷史學家（包括蘭克）卻區(qū)分了更多歷史性和更少歷史性的時代，否認非西方國家具有任何實質(zhì)意義上的歷史——從而就將西方殖民擴張的開化使命合法化了——而且還斷言（就像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德國文化作為高于其他各種西方文化的歷史巔峰而在歷史上具有優(yōu)越性。此種觀念并沒有像有人可能會預期的那樣，導致將歷史的視角擴展到人類生活的廣闊領域，而是狹隘地關注政治、外交和軍事實踐，并且不僅導致對于社會史、經(jīng)濟史和文化史的漠視，而且導致學術體制拒斥打破這些藩籬的嘗試，并將這些努力視作是要顛覆德國的價值觀，還常常將社會史就徑直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史雖然實際上也有人在研究，卻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將國家置于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戰(zhàn)敗之后，此種觀點依然得以延續(x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于魏瑪共和的拒斥。即便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這樣的納粹反對者，也在他討論“歷史主義的形成”的著作（1936）中，依舊將對啟蒙運動有關自然權利的信仰的拒斥，視作德國歷史思想自宗教改革以來對世界做出的最重大貢獻。在納粹時期，許多更加年輕的歷史學家（他們在1945年之后成為德國歷史學界的翹楚），如維納·孔茨和西奧多·謝德爾，將民族認同的觀念從以國家為取向轉變?yōu)橐苑N族為取向，為在東方對非日耳曼人（包括猶太人）的種族清洗進行了論證。1945年之后，他們當然拋棄了對種族概念的使用，并且（尤其是在面臨冷戰(zhàn)時）不得不修正了他們對西方的抵制，而與此同時又保留了他們很多的傳統(tǒng)觀點。本書結束于隨著1960年代新一代的到來而發(fā)生最初轉向之時。我驚喜地得知，一家德國平裝書出版商很快發(fā)行了一個德文譯本，這個德文本很快就出了三版，數(shù)量大得多的公眾得以看到此書。盡管美國的第二版直至2000年之后還一直在印行，但人們基本上是將它視作一部學術著作，而在德國它卻顯然發(fā)生了某種政治影響。此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出現(xiàn)在德國話語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是對從18世紀晚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主導性德國歷史思想傳統(tǒng)的惟一批評性研究。在1997年德國的一個新版本中，我試圖跟蹤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德國史學發(fā)展。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1926-）史學家和史學理論領域著名德裔學者，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著有《對權威的崇拜：圣西門的政治哲學》（1958）、《德國的歷史觀》（1968）、《歐洲史學的新方向》（1975）、《哥廷根大學，1760-1800；及歷史研究的轉變》（1980）、《20世紀的歷史學：國際視野中的批判性概述》（1993）等。相關圖書伯林談話錄意識形態(tài)與現(xiàn)代文化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馴化君主黑皮膚，白面具全世界受苦的人知識分子的鴉片啟蒙的時代：十八世紀哲學家文化生產(chǎn)：媒體與都市藝術追尋美德：倫理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