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審判”余秋雨

　　片斷：拿什么拯救你——文化商人余秋雨（1）余秋雨“連環(huán)官司”徹底破產(chǎn)的原因，試析如下：第一，法律知識不及格。余秋雨告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把三篇記者署名的文章當作自己的作品，看來他連什么叫著作權(quán)都沒有很好弄懂，因而被法院駁回。他告我則把我使用帶引號的“狡猾”看作是最嚴重的誹謗，這就把語法修辭常識引進法庭，成了“狡猾”一詞竟然值十六萬元人民幣的一大笑柄。他還把我過去贊揚他學術(shù)成就的話來告我，也于法無據(jù)。他告肖夏林，因欠缺管轄權(quán)常識，把起訴書送錯了法院，出盡了洋相。余秋雨無論告誰，總是以侵害其名譽權(quán)為由，可他壓根兒不懂得名譽權(quán)受損不能用個人感覺取代社會評價。正因為他不懂得這一點，他打的三場官司從不向法院出示自己名譽受損的證據(jù)。就算他懂得這一點，諒他也無法拿出這一證據(jù)。君不見，我指出他參加過“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寫作組，肖夏林說余秋雨為深圳揚名是為了利益等價交換，余秋雨的名譽并沒有因此受損。他現(xiàn)在書照出，版稅照拿，電視照上，“形象大使”照當，就是評選江南美女，人家也不會忘記叫他當評委，名譽何損之有？余秋雨法學常識嚴重不足還表現(xiàn)在他打官司時，把自己裝扮成“維護法律尊嚴、維護文化尊嚴”的神圣使者，其言外之意是要讓法官和讀者小心：如果他打輸或打平了，法律與文化的尊嚴便將喪失殆盡！正如網(wǎng)民布芒所說：“但是，且慢，法律的尊嚴是由起訴者來維護的嗎？它分明是法官的職責，余教授有什么權(quán)力將其竊為己有？”第二，告人的動機不純。余秋雨告我，是企圖恐嚇我乃至恐嚇一切“文革”文學研究者再不能談他的“文革”問題了，否則就以“傾家蕩產(chǎn)”乃至進班房相威脅。這是典型的打擊報復。他告肖夏林，也絕不是單純?yōu)榱苏f明自己沒有接受一套豪華別墅這一事實，而是因為肖夏林主編了《秋風秋雨愁煞人——關(guān)于余秋雨》這本批判他的文集。這里不妨聽聽馬克思的說法，他認為要求懲罰當事人的方式，是一種“非法行為”。余秋雨打官司的舉動就是要求懲罰不同觀點的人?！榜R克思還說：政府若禁止發(fā)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擊’的文字，就‘剝奪了對任何官員（公眾人物也一樣）進行任何監(jiān)督的可能性?！绻霈F(xiàn)有關(guān)公眾人物的丑聞，接受調(diào)查的應(yīng)是公眾人物，而不是公眾人物去控告別人”（何家棟）。余秋雨不懂也無法懂這一點，故他只好挖空心思花了幾年時間算計出對方某篇文章的某句話不嚴謹然后由此入手。這種做法自以為聰明，結(jié)果反誤了卿卿性命，讓自己光榮地“犧牲”在“法律苦旅”途中。法院判他敗訴，就是最好的證明。余秋雨打官司的另一動機是借助法律手段制造文化緋聞炒作自己。他總想站在新聞第一線，始終成為全球華文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人物。可他學問做得一天比一天差，書一本比一本質(zhì)量低。通過打官司，正好為自己“注水”新書做廣告。以這種近乎邪門的方法打官司，焉能不??？第三，壓而不服，未能收到恐嚇的效果。以筆者而論，并沒有因為他告我而停止對余秋雨現(xiàn)象的研究和批判，反而在官司了結(jié)后以著文和出書的方式繼續(xù)對余秋雨不健全的文化人格進行深入的解剖。肖夏林更是初衷不改，在官司期間和結(jié)束以后，寫了大量的文章抨擊他心目中的“文化恐怖分子”余秋雨的人品和文品。余開偉在官司前后還主編了《懺悔還是不懺悔》一書，內(nèi)有“圍剿余秋雨”專輯。肖夏林則主編了《余秋雨的敵人》。此外，還出現(xiàn)了批判余秋雨的新秀“潘多拉”。他最近接連寫的《余秋雨是不是一個妄想狂》、《余秋雨是可以“隨便罵”的嗎？》傳誦一時。尤其是異軍突起的上海辭書專家金文明，以金牙狂嚙“咬嚼”余秋雨，以莽莽草叢中尋蛇的勁頭挑出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一百多處的文史錯誤，并“咬嚼”出余秋雨的剽竊行為，使余秋雨想告而無法告他，只好在境外媒體發(fā)出“弱勢如我”、“我到底可以怎么辦”的哀鳴，從此失卻回應(yīng)對手的能力。第四，玩弄法律，視法律為兒戲。余秋雨在新加坡說，他告我是“故意將事情弄大的”，從這“故意”中看出他是在玩弄法律。由于抱這種游戲人生的態(tài)度，故不僅他的散文文史差錯多如牛毛，就連他寫的一千多字的起訴書也錯字連篇。如他告肖夏林時，起訴書中的錯字甚多：把肖的證人“黎鳴”錯為“黎明”，把“冒充”寫成“昌充”，把“連續(xù)”錯為“邊續(xù)”。如果錯個把字也許可以原諒，可他一錯再錯，這說明他告人心切，連起碼的文字功夫都欠缺。堂堂“文化大師”寫起訴書錯字如此之多，這哪里是尊重法律，而分明在藐視法庭，無視法律的權(quán)威。第五，輿論對他十分不利。如果到網(wǎng)上查找，很難找到一篇重量級的作者支持余秋雨打官司。值得注意的是，原先支持過余秋雨和批評余杰的人這次都不做聲，個別的如上海大學郝雨先生則由原來支持余秋雨轉(zhuǎn)向支持被告。這就是說，在輿論戰(zhàn)這方面，余秋雨是徹底輸了。這點他自己也感覺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就感嘆：“我們斗不過他們。”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一個教授寫的《正版中的盜版》，把余秋雨“改編”李澤厚的研究生劉東的成果貶之為“剽竊”，并認為這種行為比學術(shù)首騙王銘銘更帶有欺騙性（參看《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21日）。如果不打這場官司，這樣激烈、犀利的批判文章就不可能被“逗”引出來，也就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庭外審判余秋雨”的壯觀場面。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本書前言自序：一本由余秋雨惹出來的書/古遠清原沒有準備寫這本書，后因余秋雨發(fā)表了“法律苦旅”“圓滿結(jié)束”的聲明，撕毀他放棄侵權(quán)指控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調(diào)解書》，再次攻擊我研究他的“文革”寫作是“造謠”和“誹謗”，這和他早先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中，把所有批評他的人歸結(jié)為嫉妒，并把他們定性為和盜版集團相勾結(jié)的“文化殺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覺得有必要把“余古官司”的來龍去脈和一些內(nèi)幕向讀者作一個完整的交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余秋雨惹出來的一本書，或者說，是由他出題（起訴），我答辯。記錄這兩位文人對簿公堂的精彩鏡頭和史料——尤其是寫得像“文革”大字報的余氏杰作《起訴書》，可看出“文革”并非真的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用歷史學的視角看，“文革”早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正如馮驥才先生所說：“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保?）余秋雨揚言官司要打它三年五年（猶如一位偉人講的“文革”七八年又來一次），這本身就是他自己所說的一場“小文革”?！坝喙殴偎尽遍_展后，余秋雨仍不改當年人品和文風，繼續(xù)囂張跋扈，在答記者問時一會兒把我比作“殺人犯”，一會兒又把我比成“老納粹”，這充分說明“文革”在地面消失后，已轉(zhuǎn)化為余秋雨的精神潛流，這樣才會有“羅思鼎”、“石一歌”語言暴力的復活?！斑@屬于當代歷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時刻警惕我們勿忘‘文革’，也沒有什么不好。”（2）寫這本書，也算是對當代中國文壇論爭史，對余秋雨現(xiàn)象批判，對我乃至對至今仍生活在“文革”陰影中的余秋雨本人回顧反思歷史的曲折，從中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都有珍貴的價值。這次由文學與法律發(fā)生的所謂沖突，也是我后中年時期的一種人生記錄。在我心目中，此書是我文學道路上充滿挑戰(zhàn)性的年輪，是我及廣大“支古譴余”的朋友所共同譜就的一支正義之歌。寫這類保留和總結(jié)中國文壇十大官司榜首（2002年）的思想文化資源的書，說難也不難。不難在于此系親身經(jīng)歷，且官司才結(jié)束記憶猶新。難在資料的準確性問題。好在有眾多清查材料和打官司期間寫的日記為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因而不敢說任何一件事都敘述得毫無誤差，但自信本人嚴格遵循歷史真實，決不敢有半點摻假的地方。2003年年底，我在臺灣出席“兩岸詩學國際研討會”期間，臺灣遠景出版公司發(fā)行人沈登恩先生親自到我下榻的天成大飯店約我寫此書。（3）我不敢怠慢，歸來后就加班加點趕寫，以至把為我植字的太太累得進了醫(yī)院，整個春節(jié)都沒有過好，真對不起她。一旦寫完，便有如釋重負之感，好似完成了一張重要的人生答卷，兌現(xiàn)了一個為這場官司探索公眾人物名譽權(quán)弱化問題的莊嚴承諾，其欣慰之情，是難以形容的。在欣慰之余，好心的朋友卻替我擔心：此書的出版會不會引來一場新的官司？我在2004年2月到廣西參加臺灣作家楊逵研討會期間，答《桂林晚報》記者劉春問時說過：“事實和真理在我這邊。如果余秋雨再告，除為促銷此書做義務(wù)廣告外，可再次證明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文革’，已無形地潛入他的靈魂和骨髓里。他如不食言把官司進行到底，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文革’問題再讓世人重審一遍，這樣將再次出現(xiàn)‘庭外審判余秋雨’的壯觀場面，讓其又一次在歷史法庭上充當被告。那時我又可以在余秋雨的‘拿出證據(jù)來’的催促聲中，找到更多他在‘文革’中劣行的證據(jù)，那我就可以再寫一本《庭外‘審判’余秋雨》的續(xù)集了。”最后要說明的是，本書的編寫，得到了著名學者于光遠及著名作家董橋等人的支持，他們紛紛寄來了授權(quán)書，表示同意將他們的大作收入本書，但也有些作者經(jīng)多方尋找未果，希望見到此書后與我能聯(lián)系，以便寄奉樣書和簿酬。我的通訊處是：430070湖北武漢市郵政70190192信箱。2005年春節(jié)于武漢

暫缺《庭外“審判”余秋雨》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