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精神

　　筆者把選出的文章分為六個部分，每部分的標題是筆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與治道”。 仁學的內(nèi)容，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簡單地說，即是內(nèi)圣外王，或用現(xiàn)在普通話說，即是自身修養(yǎng)與從事政治兩方面。 本書的第二部分題為“個案研判”，選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題為“治學方法之辯證”，選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證”欄里的前三篇，系與毛子水等先生辯論考據(jù)與義理的關系問題，因為是辯論，意氣之動，賢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過境遷，今日而平心觀之，這意氣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說，寫這些文章是“浪費筆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這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將“敬謝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開不必要的意氣，其中畢竟有許多勝義；這組文章，以及別處的有關論述，對于厘清考據(jù)與義理的糾葛，以及怎樣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問題，有著不可掩的價值。 徐先生學問淵博，對文學史也有甚深造詣。徐先生治文學的基本精神和軌轍一如其治思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追體驗”，筆者自以為恰當?shù)母爬ㄊ恰耙允纷R通文心”，故以之作為本書第四部分幾篇文論的標題。這部分中《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一文，筆者個人特別喜歡。此文由批評一道國文試題起頭，圍繞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帶出從齊梁到初唐一段文學史的諸多問題，把前人對應信和四杰的評論，作了通盤的考察和精確的衡斷，是一篇詩史互證的杰作。歷來說“詩元達訪”，而這竟成了某些人逞臆妄說的最好借口。如果“治詩”只是借題發(fā)揮的創(chuàng)作，臆說倒也無妨?？膳碌氖恰霸姛o達詁”蔓延成“義理無確解”，“歷史無真知”，到處都可以逞臆妄說，簡直成了時代風氣。徐復觀先生以其“自得之工夫”——“資料之歸納法”——“追體驗”這一貫的治學精神和方法，所得出的種種見解和從事的研究工作，不啻是對時代弊病的嚴肅針隨。 本書第五部分題名“文化的懷抱”，收了七篇文章，大多談中外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的關系；第六部分是“書序與按語”，收了十二篇短文。

　　徐復觀，原名秉常，字佛觀，后由熊十力更名為復觀。湖北浠水人。徐復觀在抗戰(zhàn)時期曾師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國， 【1903：1982】 必須先救學術”的思想，從此下決心去正從學。其為學不 喜行而上學的哲學，以為探討中國文化不能離開具體平實的現(xiàn)實世界，著重于歷史時空中展現(xiàn)的具體世界。徐復觀在先秦兩漢思想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主張要在中國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銜接的內(nèi)容，力圖揭示歷史上個人主義與專制政體、道德與政治的對立和沖突。強調(diào)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與傳統(tǒng)思想文化應加以區(qū)分，認為儒家思想在長期專制壓迫下必然回歪曲和變形，說明專制政體壓歪和阻遏了儒家思想的正常發(fā)展，卻不能說儒學就是專制的“護符”。認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始于殷周之際，以人性論為其主干，而孔、孟、老、莊及宋明理學家的人性論就是中國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種不同于宗教恐怖絕望意識的“憂患意識”概念，認為正是在這種憂患意識的激發(fā)下產(chǎn)生了中國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思想史論集》、《公孫龍子講疏》、《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國經(jīng)學史基礎》、《中國藝術精神》、《石濤研究》、《中國文學論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