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里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zhàn)略

　　主權的二重性 其實，領土主權與愛情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排他性的；也有不同的一面：愛情的排他性是無條件的，領土主權的排他性是有條件的。在愛情關系中，第三者肯定至少是其中一方的情敵；在國際關系中，它國未必都是潛在的侵略者。 在三種情況下，領土主權具有強烈的排他性： 第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鄰國家都是或至少有一個是世界頂級大國； 第二，在相鄰的國家中，各國都不是，或其中有一個不是民主國家； 第三，在相鄰的國家中，每個國家居住著一個占主體的民族，而且歷史上國家之間的沖突轉變成近代以來民族之間的仇恨，從而激起相關國家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 第一條可以稱為“強鄰條件”，第二條可以稱為“非民主條件”，第三條是“民族條件”。 我國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家對強鄰條件有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提出了“遠交近攻”的國際戰(zhàn)略，其依據(jù)就是頂級強國相互爭霸，削弱對方是彼此的國策，不可能相互開放領土空間，就如同今天的俄羅斯防中國移民甚于防川。 非民主條件涉及國家主權的歸屬問題，對于主權歸屬明確的君主制來說，領土主權是屬于君主的私有財產(chǎn)之一，自然具有強烈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對于主權歸屬不明確的近現(xiàn)代全權政體和威權政體來說，由于其主權被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獨占，如果它是大國，鄰國或鄰近地區(qū)不敢向它開放領土空間，怕被專權；如果它是小國，它不敢向鄰國開放領土空間，害怕喪失自己的權力。臺海局勢接近前一種情況，朝鮮半島接近后一種情況。 而日本與大多數(shù)亞洲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則是由于民族條件的存在。 但在二戰(zhàn)后的西歐和今天的全歐（不包括俄羅斯），這三個條件都已不復存在。首先，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已不再是世界頂級大國．德國雖然在經(jīng)濟總量方面排名世界第三，但仍然在為爭取國家主權的完整苦苦掙扎，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歐洲越來越成為全球大國政治的客體，而不是主體”；其次，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已告別君主制、全權和威權體制。法德兩國之間的民族和解也使得歐洲內部孽生民族主義的土壤大大貧瘠化了。 在領土主權的排他性減退的地方，它的另一重屬性_相容性和開放性便顯露出來。對于這一點，許多國際政治觀察家和研究者都已經(jīng)注意到了。美國戰(zhàn)略家布熱津斯基觀察到，歐洲傳統(tǒng)的主權民族國家概念正在被“歐洲概念”所取代，推進這一進程的首要國家是法國。德國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Jugen Habermas）在一篇題為“超越民族國家”的論文中則以更哲學化的方式指出，領土主權統(tǒng)治是歐洲直到17世紀才出現(xiàn)的國家形式，二戰(zhàn)以后，“典范的民族國家發(fā)展成為社會福利國家”，而且他主張“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jīng)濟的政治共同體”。他提到的政治共同體應該是指要進一步實體化的歐盟。 澳大利亞的兩位國際政治理論家也得出了與哈貝馬斯類似的結論：“歐洲的均勢體系，正如它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演變那樣，變成了排他性主權觀念的同義語”，然而，當今的“若干趨勢表明，領土主權觀念的排他性正漸漸受到侵蝕。……更密切的觀察表明，相當多的雙邊和多邊安排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弱化了領土劃分的邏輯力量和政治力量。這一趨勢的一個突出事例就是20世紀集體安全原則的凸顯，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 解鈴還需系鈴人。其實，最早發(fā)明主權民族國家和最早發(fā)現(xiàn)歐洲列強將退出大國政治舞臺，以及歐洲國家領土主權將顯現(xiàn)相容性的，都是法國人。早在1920年，法國地緣政治學家阿爾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872—1940）就在其名著《歐洲的衰落》里就指出歐洲大陸是一個整體，國家構成了這一整體的各個部分；他認為萊茵河并非是一個自然疆界，而是一個自然連接的人類構件，它不是法德之間的一條分水嶺；他反對當時現(xiàn)實存在于法德之間的“血腥而貧瘠的邊境”，預測那里將會是“富裕而輝煌的通道”。他的思想成了歐共體和歐盟的起源。P.18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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