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的內容,選自作者從1990年以來在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文化等方面所撰寫的各類論文、隨筆和書評。內容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即關于科學史的理論研究,是作者在90年代以來用力最多的領域,這里所選的4篇文章皆曾收入其所著的《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一書。另外幾部分,均選自發(fā)表在各種學術刊物、論文集、一般刊物和報紙上的文章和書評等。其中既有很專業(yè)化的學術論文,也有相對輕松些的隨筆性的文章。在“科學與藝術”那部分中的幾篇文章,其性質則大致介于這兩類之間。片斷:科學史的誤區(qū):從愛國主義到中國的“世界第一”近年來,隨著國內出版形勢的好轉,各種類型的科學史書籍也開始大量出版。當然,對科學史的深人研究和普及宣傳,本來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由于國內對科學史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的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科學史著作撰寫和出版的誤區(qū)。而導致誤區(qū)的原因,經常與撰寫者和出版者對科學史之功能的認識缺陷分不開的。當然,科學史有諸多的功能,對這些功能,盡管人們的認識可能并不一致,但在學術領域存在爭論也是正常的現象。不過,有些問題卻是迫切地值得深人探討的。其中之一,就是許多人在科學史中,尤其是在對中國科學史研究和普及宣傳中,長期以來過分地強調其對于宣傳愛國主義的重要作用。一般來說,在比較公認的看法中,科學被認為是國際性的。當然,由于科學畢竟產生于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不能不與其發(fā)源地的各種環(huán)境及思想傳統(tǒng)有密切的聯系,但至少就目前來說,在西方的大多數科學史家當中,確實是很少有人將科學史在愛國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也即民族主義)宣傳中的教育意義作為科學史研究和宣傳的主要目標。實際上,在歷史上,世界上某些其它國家也曾流行過類似的觀點,但結果卻是導致了對歷史的嚴重歪曲。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由于國家之間的對立,在某些法國人所寫的科學史中,就把所有對科學發(fā)展出色的貢獻都歸功于法國科學家,而把錯誤都推給德國科學家。類似地,大約20年后,在德國納粹時期,淪為納粹分子的科學家勒納德(盡管他曾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也在其科學史著作中,區(qū)分所謂的“雅利安人對科學的貢獻”和“猶太人對科學的貢獻”,并鼓吹所有對科學的積極貢獻都是由雅利安科學家做出的。當然,我們也還可以記起前蘇聯也曾有過將眾多重要的科學發(fā)現都強行歸功于歷史上俄國科學家的“科學史研究”。正是由于這些負面作用,現在西方的科學史理論家將與科學史相關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之類的觀點,歸為“意識形態(tài)式的科學史”,并對之持否定的態(tài)度。就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和普及來說,將宣傳愛國主義的作用作為首要的目標,其結果之一,是導致了力圖在一切研究中論證中國的“世界第一”,即致力于發(fā)現中國人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當代才取得的某項科學成就。在許多情況下,以這種方式發(fā)現的“世界第一”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而且,除了中國人以外,確實也有少數(也可以說是極少數)外國人亦是如此。例如,著名的第一運動定律,本是牛頓在18世紀系統(tǒng)地總結出來的,但在不久前國內出版的一本由美國人撰寫的名為《中國:發(fā)明與發(fā)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此書已進人今年國家圖書獎的初選名單,可見其在國內的影響)中,竟認為早在公元前4世紀或3世紀,中國人就在《墨經》中提出了這一定律!其實,在較為成熟的科學史理論中,對類似這樣的問題早就有了研究。著名的“歷史的輝格式解釋”,就是指那種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參照目前的標準來進行選擇和編織歷史。問題顯而易見:當我們極力地追求發(fā)現中國的“世界第一”時,所參照的“標準”,也即被領先了的那個參照物,恰恰就是在今天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后來的科學發(fā)現(比如前例中的第一運動定律)。而目前在西方絕大多數職業(yè)科學史家中,這種極端的輝格式的歷史研究法卻是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用這種過分專業(yè)化的理論術語來討論,對于范圍更廣的讀者可能有些困難。但對此也可以用更通俗的語言來論述。簡單地講:過去與今日本來就是十分不相似的,歷史的研究,本應是盡量在過去的與境(context)中,如實地恢復過去。而在那種過分追求發(fā)現“第一”的過程中,則是以今天的眼光,把含義本來有相當大差別的發(fā)現過分簡單化地夸大了其間的相似性。用更通俗的話來講,在歷史的研究中,應該遵循的首要原則,不就是我們常常掛在口頭上的“實事求是”嗎?科學,本是一個多義的詞。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在歷史上存在過不同的“科學”,包括歷史上“中國的科學”。但“科學”一詞在其最常見的意義上,卻是指今天仍為我們所用的“近代科學”。對此不必多說,翻翻現在的中小學課本就知道了,那里所教授的科學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在哪里起源的?其中有多少中國的“世界第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