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自傳：西潮與新潮

　　蔣夢麟先生的自傳《西潮》，值得一讀。半個世紀前，該書英文版在美出版，便受歡迎。半個世紀后的今天，讀到此書，其中記錄的個人經驗和提出的問題，還能讓人久久回味，并且書中優(yōu)美的文字始終讓人感受到閱讀的決意，一本書能做到這樣，實屬不易。蔣夢麟先生早歲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貒笤伪本┐髮W校長、浙江大學校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西南聯大校務常委之職。在抗日戰(zhàn)爭即將結束之際，蔣先生積大半生的入生經驗，用英文寫成自傳（西潮》，以一已經驗，講述甲午中日戰(zhàn)爭以來七十年中，西方工業(yè)化思潮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由于作者的博學，并且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的文化官員，對許多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和體會，因而，假若我們掀開其中的政治偏向不談，而將此書當作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變化著的外部世界的個人體會來接受的話，的確可以發(fā)現，此書包含的內容實在豐富，難怪1945年英文版在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后，產生了較大反響。1959年臺灣中華日報社將蔣先生親自用中文重寫一遍的《西潮》出版時，該書的銷路也一直不錯。像蔣夢勵先生這樣一位深受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教育家，思想的參照標準有意無意，常常是“西化”的。這本自傳以《西潮》為書名，說的是近代西方工業(yè)化思潮對中國本士的沖擊，實際上他強調的是，中國社會正是在這股“西潮”的沖擊下，才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因此，《西潮》不只是講了一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個人成長歷史，而且這種個人歷正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中國社會現代化初期的社會人生經歷。關于這種社會人生的經歷，全書分七部分內容，詳加記錄，毋庸我再來復述。從讀者角度，我覺得有二點值得注意。第一，作者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像蔣先生這樣一位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在轉向對西學的學習、接受和價值認同過程中，對其思想影響至深的因素，還是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F在研究自由主義思潮的學者，往往強調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中人道主義精神、個人觀念、自由意志觀念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產生的思想想力，這從思想的流變過程來講，的確如此，但從思想的選擇關系而言，還必須強調中國近代社會面臨的巨大危機，催迫著每位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正是這種強烈的危機感，使得許多中國士人壓抑了個人對中國文化的欣賞趣味，而從理智上選擇對西方近代科學文化成就的接受。所謂理智上的接受，是指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以一己之好惡來評判事物，而是通過思想上的分析、比較、認識、理解，來學習和接受“西學”。假若沒有這種危機感的催迫，我想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既不會這樣迫切地接受“西學”，也不會這樣堅定地將西方工業(yè)化道路，當作中國社會謀求幸福、富強的唯一通途。蔣先生在自傳中反復強調中日甲午戰(zhàn)爭給予一般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刺激，他記錄了自己早年游覽日本時，見到當地展出的被繳的中國軍隊的武器和軍旗時，禁不住淚流滿面的情景。這種民族危難的切膚之感，是每一位生活于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無法抹去的隱痛，當然，也是驅使他們接受西學的思想內驅力。從這一意義上講，接受“西學”，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付出了血的代價后，獲得的寶貴經驗。正是在與“西湖”的不斷交往中，中國社會才有可能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之中，自由、民主、科學、人道主義等思想觀念，才會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產生共鳴。第二點值得關注的是，蔣夢滋先生這一輩人在接受“西學”時，深受西方進化論的影響，他們相信社會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在《西潮》中，蔣先生認為進地論比中國傳統的盛世亂世輪回說要深刻。因為進化論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換句話說，社會的變化、發(fā)展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社會成員努力工作、相互競爭的結果。這種進化學說的確包含了積極向上的因素，但也應該看到，對進化論本身，蔣先生并沒有給予批判地理解，特別是對進化論所孕育的越激進越好、越革命越好的激進主義思潮，《西潮》中沒有給予有力的反省。當然，這或許是作者出于寫作體例的要求，只側重于記錄西潮沖擊下中國社會生活變化的方方面面。蔣先生晚年準備撰寫一部重在反映中國社會自身變化的書稿，這就是后來以遺稿面目出現的《新》，可惜該書未完成，我們無法見到蔣先生在這些問題上的全面思考。由于作者立場的局限，本書中對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敘述、評判有不妥之處，或是錯誤之處，為了保持原貌，都未作刪改，相信讀者能夠鑒別。楊揚

　　蔣夢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個小村莊，從少年時代起他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紹興中西學堂及上海、余姚的教會學校求學，進入浙江高等學堂時他已能夠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歲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尚未成熟的心靈”終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資格，留美近十年，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之初，蔣夢麟曾辦過《新教育》月刊，目標是“養(yǎng)成健全之個人，創(chuàng)造進化的社會”，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僅僅六個月發(fā)行量就達到一萬份。由于這個刊物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系”，1919年初，他被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發(fā)生后，蔡元培離京南下。7月23日，蔣夢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務，這時他不過三十出頭。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他第一次發(fā)表了有關他辦學思想的演說。他指出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歷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边@寫觀點成為蔣夢麟以后一直遵循的辦學方針。除了三度代行校長職權，蔣夢麟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主持日常事務，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們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在他們主持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北大的三項治校準則。同時，他還認為學生自治會應該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寫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為兩點，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在他代理校長期間，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對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zhàn)，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而且始終為經費問題所困擾。沒有高度負責的精神，沒有勇挑重擔的態(tài)度，要在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的年頭，使北大能始終穩(wěn)步發(fā)展是難以想象的?！盀橹拘５木S持，我仍舊愿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本褪撬斈陮θw教師說的話，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風范雖然無法與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個有擔當、能負責的人，一個做事的人。他曾感嘆：那時當大學校長真?zhèn)改X筋。政府只有偶然發(fā)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fā)生游行、示威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他兩鬢迅速增加的白發(fā)。這些感慨，就是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作為職業(yè)教育家，他對無休止的罷課很不以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fā)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態(tài)度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tài)的社會國家里，政府太腐敗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一句話，就是希望學生以學業(yè)為重。1926年北京發(fā)生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有三位學生慘遭殺戮，蔣夢麟悲憤欲絕。3月24日，他在北大全體師生參加的追悼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兇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里他“潸然淚下”。接著，他對政府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斗，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他“不禁放聲大哭，臺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月26日，他發(fā)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后停課一星期，以志哀悼?！边@就是一貫不贊成學生從事政治活動的蔣夢麟，面對政府殺害自己學生時的態(tài)度，有了這些真實、生動的歷史記錄，我想其他的話都是多余的了。1930年12月，蔣夢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他延聘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并按照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yè)生撰寫論文并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guī)化，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钡目谔枴Ｔ谒I導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學科研水平都有明顯提高。這一時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為校長他不僅要忙于校務，還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付日本方面的騷擾?！熬乓话恕笔伦兒?，日寇步步進逼，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占領河北北部，成立所謂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fā)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他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他去“談談”，雖然深知其中的危險，但他還是毅然決定獨自前往日本兵營。果然日寇企圖把他劫持到大連去，《西潮》一書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一段對話：“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里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你不要怕呀！”“怕嗎？不，不。中國圣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茍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西潮·新潮》岳麓書社2000年出版，P203）夜色四合，他終于離開日本兵營，平安地回到北大。只身赴約，在日寇的兵營里，在威嚇面前，他顯得如此從容，如此坦然，這一幕就足以讓我們重新認識這個北大校長?！芭R難毋茍免”是古代圣人的教誨，如果沒有他這樣的一介書生付諸實踐，那無非是一句空話而已。隨后，宋哲元派人勸他離開北平，但他堅持留在北大負起自己的責任。直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他“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wěn)渡過中日沖突中的驚濤駭浪?！北R溝橋事變后，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后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主持校務，歷時9年，寫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蔣夢麟回憶：“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zhàn)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幸靠同仁們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边@其中當然凝結著他的一份心血、智慧與汗水。從1919年到1945年，蔣夢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他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干練，在那黑暗而動蕩的亂世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wěn)步上升，這一奇跡是與他的辦學思想分不開的。他說在北大任職期間，蔡元培先生有關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始終謹記在心，遵照執(zhí)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笔Y夢麟，這個曾經為中國教育事業(yè)盡心盡力，對塑造北大精神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個風雨飄搖、“擾攘不安”的年代，因為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和選擇，連他的名字都被長期湮沒、遺忘了，正如他生前所說的“歷史的事實卻不能因政見不同而抹殺的”，無論如何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