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歷經自強運動、甲午中日戰(zhàn)爭、康梁百日維新、民國肇建、五四運動、軍閥混戰(zhàn)、北伐、抗日……在這一連串長久遠大的過程中，舊體制已經瓦解。過去的農業(yè)體制往往成為改革的障礙，所以要加以改造。在這里，作者提出一個“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長橫，代表社會低層結構，“立”字上端的一點和一橫，代表創(chuàng)建的國家與社會的高層結構，眼前的工作即加入當中的兩點，此即執(zhí)行商業(yè)往來時，在法律面前厘定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緯亲髡邭v次精彩演講、訪問及評論的結集。對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觀點提出補充，并且對讀者有疑慮的地方，也加以解說，為其所有著作的精華解釋。 作者簡介黃仁字，1918年生于湖南長沙，2000年1月逝世于美國。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歷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 編輯推薦伴隨著美國中層理論的興起和翻譯引入，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社會科學化了。這由當前社會史研究的盛極一時可以得到證明。如果歷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從而內在生長出一種比如公共領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這種歷史研究就容易被學界詬病為一種“宏大敘事”，意謂其是一種空洞無物的甚至意識形態(tài)性的歷史書寫。 相對于這種主流的史學研究趨勢，黃仁宇無疑是一個“異端”。新近出版的《大歷史不會萎縮》就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聲音。針對學界對他的“大歷史觀”的批評，黃仁宇沒有輕易地就繳械投降，放棄自己觀察歷史的獨特視野。在我看來，黃的主張是：作為觀者的歷史研究者，應該更多地“介入”當時的歷史性進程之中，通過對歷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極”式的勾連，盡可能把歷史作為一種相互關聯(lián)的空間和時間元素的再生產過程來看待，從而有效地揭示繁復的歷史表象背后的“真實故事”，而與此同時，歷史學者應該盡量擯棄從一種后設的立場出發(fā)，把單個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從它的語境中“拎”出來，粗率地對之作出道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語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因而黃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敝袊怯惺饭賯鹘y(tǒng)的，而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歷史的同時作道德判斷。而史官對歷史的書寫往往又是與意識形態(tài)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了歷史的書寫。這種歷史書寫由于忽視了關系千萬重的歷史面相，而主題先行地把一個已經設計好的標簽強加給歷史，最后不是削足適履就是掛一漏萬。也許正如黃仁宇所云，寫歷史的人應該重視事情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私人情緒上的好惡，只有這樣，歷史學才能正本清源，關注歷史何以如是展開，而不是去譴責歷史的如是展開。換言之，歷史學家才能真正地如錢穆所講的那樣，對歷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與敬意，到達一種“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針砭歷史。這點，在黃仁宇對中國近代史的積極評價和對毛澤東、蔣介石的評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黃仁宇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歷史缺乏數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對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強調從技術、經濟和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卻從不主張把歷史學徹底地實證主義化。歷史是一種關系的建構，而這種建構與人性的復雜因素是共生性的關系。因而歷史就成了一個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間，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按照歷史規(guī)律只能線性地展開。也許只有這樣，作為歷史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地抵達歷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異的空間，使歷史成為一個具有包容差異性能力的超級文本。這當然是對意識形態(tài)宰制下的歷史書寫模式的一次顛覆和革命，同時也開辟了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記憶的另一種途徑。 與別的歷史學家不同的是，黃仁宇曾經有過當下級軍官時“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從軍經歷。這使他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有一種深切的體察，可以說，他的歷史書寫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多了些人間煙火氣和血肉感，而不像時下的一些歷史書更像是“書齋里的革命”。如果說，黃仁宇的歷史書寫反抗了把歷史研究毛細血管化的趨勢，那么這種反叛導致的“宏大敘事”倒可能結出善果，那就是把親歷歷史的日常敘事與反思歷史的宏大想像結合起來，從而使歷史學能夠在故事的敘述中展現(xiàn)歷史自身的脈絡。 （轉自唐小兵《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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