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傳媒成為話語中心的時代,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言說)在這一東西方由沖突到對話的時代,中國學者應該如何學會同西方中心主義進行多元對話?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個體知識分子應該怎樣呈現自己的不同于他者的思想和責任?對于新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些問題鏈絕非可以等閑視之的。 記得200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法國思想家雅克·德里達 卜acques Derrida)到北大哲學系與中國學者就若干學術前沿問題展開對話。我向德里達教授提了幾個問題;第一,““寬恕”和”怨恨“是什么關系P無條件的絕對的寬恕是否可能?第二,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文學和哲學在話語體系中成為歐洲中心的邊緣。應該用怎樣的文化策略消解西方中心主義?而這種消解是否可能?第三。解構是不是絕對的?絕對的解構是否可能?而且當代中國討論解構之后的重建問題,那么建構是否可能?解構和建構是什么關系?二者是不是對立的?有沒有其他第三種可能性?德里達的回答是要摧毀西方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使中國不再是歐洲中心的邊緣.但是也不能成為“中國中心主義”。他希望的是哲學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新的“人類性”觀念。解構不是摧毀不是批判,解構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即對不可能的肯定。德里達的回答事實上同他原著中對”解構”的摧毀性和批判性解釋有了差距,說明德里達立場滑動的回答具有某種話語策略。大概“解構”本來就是一種不斷滑動的話語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