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構造論

　　內(nèi)容提要本書作者不滿囿于法典的現(xiàn)有法學的封閉系統(tǒng)，試圖將其推入與當今世界刑訴法學的信息交換和發(fā)展循環(huán)之中。故而通過對現(xiàn)代刑訴法學軸心問題——刑訴構造的研究，展開這種嘗試。作者界定構造概念、整合構造類型、評說國外主要學說、透視訴訟目的與構造的關系，繼而從構造理念的研究回歸構造運作的探討，指出革新中國刑訴構造的出路，設計并論證各主要構造的改造方案與完善措施。其結論一言概之就是，訴訟的正義來自于對國家機關及其官員訴訟權力的限制?，F(xiàn)代刑訴構造理論的發(fā)源地在美國。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與正當程序模式學說深入地研究了美國刑訴構造在理念上和在實際運作中的兩種傾向。作為美國刑訴模式的開創(chuàng)性理論，不僅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刑訴構造理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我們研究我國刑訴構造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與之相比，反駁“爭斗模式”，提出充滿博愛色彩的“家庭模式”的格里費斯模式學說，便顯得非常單薄。達馬斯卡的職權糾明模式與當事人抗爭模式學說、階層模式與同位模式學說，在正面研究刑訴構造基本類型的同時，以刑訴構造背后起決定作用的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訴訟目的、權力結構形式為研究重點，將刑訴構造理論引入一個嶄新的境界。而僅僅著眼于刑訴構造類型表面特征的戈德斯坦的糾問模式與彈劾模式學說，其理論價值則甚為有限。刑訴構造的基本類型是歐洲古代中世紀的彈劾式與糾問式訴訟構造；現(xiàn)代歐洲大陸的職權主義與英美國家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構造；日本以當事人主義為主，以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構造，在構造類型上獨樹一幟，故可視為基本類型。各類型均有各自的特點，各個特點的綜合，構成共分各類型的標準。故混同彈劾式與當事人主義、糾問式與職權主義是不妥當?shù)摹，F(xiàn)代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互有吸收，但并未趨同。二者在訴訟上的終極性追求有所不同，因而在實際運用中產(chǎn)生不同的訴訟效果。二者雖各有利弊，但當事人主義更為順應人類刑訴發(fā)展的規(guī)律。日本的刑訴構造揚二者之所長，棄二者之所短，故其構造類型更具合理性。關于刑訴目的，美國學者帕卡主張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具有不同的價值理念；格里費斯則否定爭斗模式，提倡家庭模式。前者立足于懲罰與保障的對立；后者著眼于懲罰與保障的調(diào)和。日本學者關于實體真實與正當法律程序的“統(tǒng)一說”和“對立說”，雖不象帕氏和格氏那樣囿于一面，但也難免片面。在我國，刑訴的目的當為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二者既對立又依存。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在刑訴的實際運作中表現(xiàn)為對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的追求。當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發(fā)生沖突時，正確的選擇是法律程序。我國刑訴構造具有構造類型理論難以概括的基本特點，即控辯、裁三方分立，構成刑訴構造的主體；控、辯雙方既對立又統(tǒng)一，決定二者特有的法律地位；控、裁雙方既配合又制約，形成特有的相互關系。從構造類型的角度來看，我國刑訴構造雖具有某些當事人主義的因素，但在整體上屬于職權主義構造類型。在偵查、起訴、審判各個程序構造上，均有需完善之處。順應現(xiàn)代刑事訴訟的發(fā)展潮流，吸收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是改革我國刑訴構造的出路。完善我國刑訴構造，旨在調(diào)整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使控辯雙方趨向平等，裁方居于客觀、公正的立場。關于偵查程序，應當肯定辯護律師參與偵查程序和享有一定訴訟權利；強化偵查監(jiān)督，使之經(jīng)?；椭贫然?；完善偵查強制處分措施，將搜查和扣押的決定權劃歸檢察機關享有；確立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程序構造中控、辯、裁三方的分立和制衡；建立保釋制度，切實保障被告人并未喪失的自由權。關于起訴程序，應當在免予起訴中確認必須征得被告人同意的規(guī)則，肯定辯護律師在起訴程序中的訴訟權利；在起訴方式上借鑒起訴書一本主義，藉此奠定改革我國刑訴構造的基礎。關于審判程序，應當明確審判人員證明責任的非控訴性質，從而確立其客觀、公正的立場，保障控辯雙方的平等；肯定直接、言詞原則的一系列訴訟價值，并切實加以貫徹；采取審判長指揮下的交叉詢問，以避免庭審形式化，達到實效化。關于證據(jù)法則，設立自白排除法則和違法證據(jù)排除法則，消除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非法取證現(xiàn)象，實現(xiàn)刑事訴訟的廉潔和正義。

　　作者小傳李心鑒，1959年7月16日生于烏魯木齊。1982年中專畢業(yè)后，自修大學課程。1985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專業(yè)，1988年和1991年先后獲得法學碩士和博士學位?，F(xiàn)在北京從事專職律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