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文集

　　片斷：怠工的人們一九四三年春天，在烏克蘭前線的某一段上，命令下來，要德國兵奪回薩考埃村。當他們向著那個構成據(jù)點的農(nóng)莊沖鋒時，有幾個手榴彈出了毛病。檢查了一下傷亡表，發(fā)現(xiàn)有好多人因為自己的手榴彈過早爆炸而陣亡。也有人報告，有許多手榴彈沒有爆炸。結(jié)果查出來，這些手榴彈是在美茵河畔格利斯海姆的一個工廠里裝配的。這一連本來就沒法守住那一個農(nóng)莊。第二天它跟它那一營被打得從薩考埃村撤退八公里。因為戰(zhàn)斗一定有個結(jié)局，而結(jié)局并不決定在天空里，并不決定在從一望無際的烏克蘭平原上空飄過的棉絮般的浮云上，也不決定在參謀部的裝甲汽車里，而是決定在神秘的深處，決定在各民族的意志上，呵，戰(zhàn)斗的指揮者！從手榴彈的烙印上，秘密警察查出了這些手榴彈是在哪一個車間制造的，是哪一天制造的：就是在對蘇聯(lián)戰(zhàn)爭爆發(fā)的那一天。再進一步調(diào)查，就發(fā)現(xiàn)，毫無疑問有三個工人參加了這次怠工：海爾曼·舒爾茨，弗蘭茨·馬奈特和保羅·包蘭。在進行逮捕時，發(fā)現(xiàn)其中兩個，馬奈特和包蘭，早已開到前線去，而且包蘭已經(jīng)陣亡了。弗蘭茨·馬奈特失了蹤。第三個，海爾曼·舒爾茨，還在工廠里，他被捕處死了。這樣，秘密警察在關門前又一次證明了，它的磨照舊磨得同那個已經(jīng)變?yōu)槎嘤嗟脑缇统妨寺毜纳系鄣哪ヒ粯有燎?，一樣精確，一模一樣的徹底，一模一樣的精細。早晨，海爾曼·舒爾茨離開他那萊茵河右岸的村莊，他騎車剛過美茵河橋，就折進那一條以前叫作長街現(xiàn)在叫作威廉·歐培爾街的大街去。他總是先按三下車鈴，眼睛看著拐角上大房子的廚房的窗戶。窗子上裝飾著窗簾和天竺葵。戰(zhàn)前不久，在國社黨婦女協(xié)會兼職的區(qū)婦女監(jiān)督發(fā)起過一個裝飾房屋的競賽，包蘭的老婆甚至還為了這窗戶得過一次獎。這座房子是三屋樓；已經(jīng)相當老了；在這一世紀的頭十年內(nèi)就蓋成了。從考斯特海姆，從曼茨卡斯特爾，從李德村來的早班和夜班的工人步行和騎車在它前面經(jīng)過，這情景它已經(jīng)看過好幾代，大概總看過一萬或一萬五千遍了。后記：再版后記《五卷書》漢譯本第一版于一九五九年出版，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整整二十年了。原來寫過一篇序，水平不高。但也說明了一些問題。現(xiàn)在再版時，我打算把它保留下來。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忙于一些別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剝奪了一切讀書和寫作的權利，白白虛度了六七年。因此，我對于《五卷書》想得不多，也沒有很多時間去想。但是，究竟已經(jīng)過去了二十年，在我一生中占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對這本書不可能沒有一些新的看法，不管多么膚淺，畢竟是新的看法。我現(xiàn)在就用寫后記的辦法把這些想法寫了出來。這樣，對于讀者，特別是對印度古代文學比較陌生的讀者，也許會有些用處。在這里，我想談下面幾個問題：一、時代背景；二、印度古代文藝發(fā)展的道路；三、語言；四、思想內(nèi)容；五、結(jié)構的特色。一時代背景這一部書在印度有很多傳本，產(chǎn)生于不同的時代；因此，我們無法說它究竟產(chǎn)生于什么時代。有一些梵語文學史上，明確地說，它寫成于某一個時代，這不是全面完整的說法。如果把印度古代梵語文學分為吠陀時期（公元前十五世紀至五世紀），史詩時期（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后三、四世紀）和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公元一世紀到十二世紀）這樣三個時期的話，那么《五卷書》的組織編纂時期幾乎貫串了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外國不少的學者，比如德國的赫特爾（Hertel）和美國的愛哲頓（F.Edgerton）對《五卷書》加以細致的分析，企圖找出其中的原始成份和后來竄人的成份，做出了一些成績。這樣的工作對于我們理解本書形成的過程是有用處的。但是我們在這里不想涉及那樣的問題。在印度歷史上，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屬于哪一個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呢？換句話說，《五卷書》的形成時期，社會是什么樣的性質(zhì)呢？我們不可能在這里仔細討論這個問題。我只簡單地說一句：這一時期的印度社會性質(zhì)是封建社會，而且是封建社會的由低級向高級階段發(fā)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要矛盾當然是農(nóng)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在農(nóng)村公社比較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印度封建時期的地主同中國的不大一樣。國王，不論是大國的國王還是小國的國王，是向農(nóng)村公社征收地租的，他們做為地主階級的總頭子所起的作用，要比中國的皇帝較為隱晦，因此有一些中國到印度去的和尚就認為印度賦稅輕。但是實際上是同樣地殘酷。這個時期大小城市普遍興起，商品交換相當頻繁，手工業(yè)也相當發(fā)達，因此城市中商人和作坊主人、手工業(yè)者的地位日趨重要。行會的組織遠在公元前幾世紀的《本生經(jīng)》時代或者更早的時代就已經(jīng)存在。商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受壓迫、受剝削者。從公元前五世紀起，封建社會一萌芽，商人的作用就日趨顯著，許多新興的宗教，比如佛教和耆那教所代表的利益中就有商人的利益在。宗教與商業(yè)在印度一向有著極其密切的聯(lián)系。釋迦牟尼本人就同商人有密切聯(lián)系。巴利文《本生經(jīng)》里面講到商人的地方非常多。印度學者高善必（D.D.Kosambi）因此就說《本生經(jīng)》充滿了“商人的環(huán)境”，這是抓到了問題的實質(zhì)的。到了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商人與手工業(yè)者，同種姓制度更加密切地聯(lián)系了起來，他們有了自己的種姓。這時種姓制度名義沒有變，內(nèi)容卻有了變化，從顏色向家庭出身的演變更加明確。婆羅門不一定都是祭司。剎帝利不一定都當國王、武士，有一些人是徒有其名的。吠舍分化得更厲害，有的書上連吠舍這個名稱都不見了。商人、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都屬于吠舍。首陀羅地位更為下降，降人社會底層。但有的首陀羅也能升為國王。玄奘《大唐西域記》里就有這種記載。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統(tǒng)治階級日益腐化。城市中的居民，包括商人和手工業(yè)者在內(nèi)，日子并不好過。商人的任務就是貿(mào)遷有無，經(jīng)常在外面奔波。他們一方面受國王的壓迫剝削，一方面又受到陸路水路盜賊和風濤的威脅，所謂商人人海采寶的故事，就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他們必須結(jié)伴，才能戰(zhàn)勝困難，達到發(fā)財致富的目的。以上這些情況，《五卷書》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這書里面故事的主人公，動物形象占一多半，人物形象占一少半。國王、商人、婆羅門、出家人都有。至于那些動物，實際上也是人的化身，他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商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受到壓迫，那么國王怎樣呢？整個一部印度歷史，幾乎從來沒有過一個統(tǒng)一的大帝國。公元前四至二世紀的孔雀王朝，特別是三世紀的阿育王；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后二世紀的貴霜王朝，特別是大約生在公元后的迦膩色迦王；公元后四世紀至三世紀的笈多王朝，七世紀中葉的戒日王，雖然都號稱大皇帝，但都沒有真正統(tǒng)一過全印度，至多不過在北印度稱王稱霸，勢力不同程度地達到中印度、南印度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印度，特別是北印度，是小國林立，互相攻伐，民不聊生，商業(yè)受阻。從很早的時代起，印度人民，其中包括商人，就有一個強烈的統(tǒng)一的愿望。佛教經(jīng)典中經(jīng)常提到的所謂轉(zhuǎn)輪圣王實際上就是這種愿望的表現(xiàn)。只有在一個統(tǒng)一的帝國的統(tǒng)治下，買賣才好做，日子才好過。但是這種愿望始終只是一個愿望，從來也沒有實現(xiàn)過。玄類在《大唐西域記》卷二中說：“君王奕世，惟剎帝利。篡弒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zhàn)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yè)，遂窮兵術?！边@就是當時的情況，這是一種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國國王的日子也是并不好過的。他們在自己國家以內(nèi)，是壓迫者、剝削者，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在當時印度小國林立的情況下，從國外來看，他們有時候會成為被威脅者、被壓迫者。有時候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突然崛起，或者一些小國結(jié)成聯(lián)盟，倚靠武力，侵略別國。這時候，某一個國家就會受到威脅，勢非同別國聯(lián)合不可。只要想一想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代，比如戰(zhàn)國、秦漢之際，三國，南北朝等等分崩離析、大動干戈的時期，就會很容易理解當時印度的情況。中國戰(zhàn)國時期，出了蘇秦、張儀一些人物，主張什么合縱連橫，互相勾心斗角。三國時代，諸葛亮同周瑜也要聯(lián)合抗曹。理解了這種情況，我們就會很容易理解《五卷書》為什么會成為王子的教科書。這些公子王孫，同商人、手工業(yè)者等等一般老百姓一樣，有時候也會變成弱者，需要聯(lián)合起來，才能克敵制勝。《五卷書》一開始就講到，一個國王生了三個笨得要命的兒子，對讀書毫無興趣，當然對治理國家，抵御外侮也不會有什么本領。一個大臣想出辦法，讓一個婆羅門編成了這一部書，教育王子。這決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二印度古代文藝發(fā)展的道路從印度文藝發(fā)展的階段來看，《五卷書》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同其他國家的文學史一樣，印度古代文學的發(fā)展明顯地可以看出有兩條道路：一、婆羅門祭司的文學，也就是統(tǒng)治者的文學；二、民間文學。列寧講到，在對抗性的社會里，每個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兩種文化。印度文學發(fā)展的兩條道路，同列寧講的不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有一些共同之處。我們在下面把這兩條道路，粗略地分析一下。一、婆羅門祭司在印度古代是壟斷文化知識的社會階層，同中國古代的巫、史、卜、祝相似，只是后者的作用現(xiàn)在我們研究得還不十分充分，有待于進一步去闡明和探討。印度古代的婆羅門宣傳婆羅門第一，祭祀至上，宣傳布施有福，靠為酋長、國王當?shù)蹘?，舉行祭典謀取利養(yǎng)。從《梨俱吠陀》起，經(jīng)過梵書、森林書、奧義書、經(jīng)書，一直到《摩河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部大史詩，以及后來的敘事詩和戲劇，這些典籍多半出自婆羅門之手，其中人物多半是上層人物，神仙、仙人、帝王、將相、公主、僧侶等等。后來的詩、劇和小說，題材多半是陳陳相因，互相抄襲，材料來源多半是兩大史詩，幾乎沒有什么新東西，體裁是莊重典雅，詩歌散文，都是這樣。據(jù)說印度近代大詩人泰戈爾，除了《沙恭達羅》以外，不喜歡其他梵語文學作品。這事雖然難免有點偏激，但是不能說是沒有一點理由的。二、民間文學是老百姓創(chuàng)造的。其中包括寓言、童話、笑話和小故事等等。寓言總包含著一個教訓，以達到教育的目的。童話重在使人怡悅。笑話則只使人開心，或則縱聲大笑，或則會心微笑，其中有時也包含一些諷刺或教訓。至于小故事則內(nèi)容各有不同，可以包含以上幾個方面。神話有一些也是民間創(chuàng)造的。它總是迫切要求認識什么東西，是為了滿足宗教的需要的。馬克思在《路易士·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說：“（在野蠻時期的低級階段）想象力，這個十分強烈地促進人類發(fā)展的偉大天賦，這時候已經(jīng)開始創(chuàng)造出了還不是用文字來記載的神話、傳奇和傳說的文學，并且給予了人類以強大的影響。”在這里，馬克思不但講了神話的起源，而且也講了傳奇和傳說的文學的起源。我們上面講的小故事可以包括在“傳說的文學”之列。上面這些不同文學體裁，主人公有動物，也有人。人物多半是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商人、藝人、流氓、小偷、偽善的婆羅門、妓女等等。這些文學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它們決不陳陳相因，而是充滿了創(chuàng)造性，洋溢著活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長江大河，源源不絕。世界各國人民古代都或多或少地在這方面有所創(chuàng)造，但是印度人民最為突出。魯迅說：“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jīng)中，亦隨在可見。”（《集外集》《＜癡華鬘＞題記》）魯迅這里說的“寓言”，是廣義的，包括以上說的那一些文學體裁。這些作品大概最初都沒有文字記載，以后是使用俗語，最后有的轉(zhuǎn)為梵文。上面講到印度古代文藝發(fā)展的兩條道路。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這兩類的文學作品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保持著自己的純潔性，涇渭分明，毫不相混。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想象的。在第一類文學作品中間或也吸收一些民間文學的成果，比如寓言、童話等等。但是，總起來看，在印度人民心目中，這兩者是很不相同的。比如在舉行馬祠的準備祭祀中，在舉行葬禮之后以及其他一些場合，照例要講一些故事的。在中國古代某一些地區(qū)，也有類似的風俗。故事是通過和尚念經(jīng)的方式講出來的。唐代的一些變文，我懷疑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寫出來的。中國這種習俗是否與印度有一些聯(lián)系呢？我看是值得研究的。在印度，在上面講到的那些情況下，要講述的故事不是寓言、童話等等，而是歷史和古事記，這些都是典雅莊重道貌岸然的東西。但是，在另外一些祭典之后，講的卻不是歷史和古事記，而是寓言、童話、小故事等等，比如在象鼻神第四日祭之后。這種祭典是一種農(nóng)業(yè)祭，在婆達羅月（Bhadra，八、九月）的第四天舉行。參看查多帕底雅耶，《順世外道》第232－235頁，這是人民的，特別是農(nóng)民的祭典，同酋長、國王舉行的馬祠完全是兩碼事。因而講述的故事也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東西。在國王舉行的祭典上，講述的東西屬于第一個發(fā)展道路；在農(nóng)民舉行的祭典上，講述的東西則屬于第二個發(fā)展道路。這真可以說是涇渭分明，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從整個印度文學史上來看，總是第一條發(fā)展道路抄襲第二條發(fā)展道路，而決不是倒轉(zhuǎn)過來。所謂抄襲，是指題材和體裁兩個方面。屬于第一條發(fā)展道路的那一些文學作品，剛從民間文學抄襲來的時候，還有一些清新之意，有一些活力。但是積之既久，死氣斯生。于是又要到民間文學中去搜尋、去抄襲。如果把民間文學比做源的話，婆羅門正統(tǒng)文學只能算是流。這種周而復始的發(fā)展，在印度文學史上是表現(xiàn)得很明顯的。我看，這種現(xiàn)象也并不限于印度。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這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的規(guī)律。但這并不是說，屬于第一條發(fā)展道路的文學除了抄襲模擬之外，就毫無價值。不，事情不是這個樣子。這種廟堂文學也是有發(fā)展過程的。它能把民間來的東西精致化、復雜化，達到富麗堂皇的程度，特別是在形式方面更是如此。就拿中國文學作一個例子吧。在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同樣的現(xiàn)象。比如詞，大家都承認，這種體裁最初源于民間。后來被文人學士抄了來，加以改造，使之日臻完美。但是等到形式上美妙絕倫、五彩繽紛的時候，它就已走上自己的反面，非另起爐灶不可了。從印度文學史的發(fā)展來看，《五卷書》的內(nèi)容基本上屬于第二條道路。但從語言上來看，它又屬于第一條道路。它是由婆羅門加工的。其中許多不健康的東西，是同這種情況分不開的。三語言我現(xiàn)在就談一談《五卷書》的語言問題?！段寰頃番F(xiàn)在流傳的本子是用梵語寫成的。梵語是一種什么樣的語言呢？到現(xiàn)在還沒有定論。但是從種種方面來看，它大概從來不是一種口頭使用的語言。印度學者查多帕底雅耶在他所著的《順世外道》中說，梵語是游牧民族統(tǒng)治者的語言。這是從研究印度古代社會學的角度上提出來的。吠陀語同梵語差不多，只是語法變化更加復雜而已。至于梵書、森林書、奧義書、經(jīng)書和史詩的語言，同古典梵語差別更小。廣義地說，都使用的是梵語。這些著作都產(chǎn)生在公元前。兩部史詩雖然在公元后才編訂成現(xiàn)在這個樣子，基本組成部分仍成于公元前。但是公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時代，官方語言卻不是梵語，而是一種俗語，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語。一直到公元后四世紀開始的笈多王朝，官方語言才又采用了梵語。同時文學著作用梵語寫成的也占了壟斷的地位，有人稱之為梵語的復興，這與婆羅門教的復興是密切相聯(lián)系的?！段寰頃返念}材我們上面已經(jīng)談到是來自民間文學，但語言卻采用梵語，這一方面是順應時代潮流，在這個時代連堅決反對梵語的佛教也使用了梵語，其他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也說明，《五卷書》使用梵語，就意味著脫離了一般的老百姓。城市平民、商人、手工業(yè)者恐怕是很難掌握這種語言的，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就更不必說了。所以我說，這一部書主要是為王子服務的，作為城市平民的世故教科書是附帶的。約在五七O年，《五卷書》被譯為巴列維文和敘利亞文。由巴列維文譯本轉(zhuǎn)譯成了阿拉伯文，名叫《卡里來和笛木乃》。從這個阿文譯本直接地和間接地產(chǎn)生了大量歐亞各國語言的譯本，傳遍全世界。這個阿文譯本也強調(diào)這一本書是對王子進行教育的。阿文譯本本身以及以阿文為基礎的那許多譯本，不存在像在印度那樣的語言問題，它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不管是什么人，都能從中學習到一些知識和世故；故事本身又能使他們感到新奇、生動、有異域情調(diào)。因此《五卷書》就流行全世界了。四思想內(nèi)容在印度，《五卷書》被認為是一種，意譯是正道論。這個字用別的文字來翻譯很困難，可以譯為“正道”或“世故”或“治理國家的智慧”。總之是一部教人世故和學習治國安邦術的教科書。它的前提是，人們不避世成為仙人，而是留在人類社會中，用最大的力量獲取生命的快樂。這部書主要是反映受壓迫者和弱者的思想感情的。城市平民、商人、手工業(yè)者等等，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可以說是受壓迫者和弱者。他們需要安全，需要聯(lián)合。只有聯(lián)合起來，才能戰(zhàn)勝敵人；只有聯(lián)合起來，弱者才能戰(zhàn)勝強者，獲得安全，然后才談得上人世間的最大快樂。當時的小國國王，從一個國家內(nèi)部來看，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靠剝削農(nóng)民、壓迫人民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是強者。但是，在外來的侵略者強敵面前，他們又是弱者。他們也需要安全，需要互相援助，需要聯(lián)合。只有這樣，才能戰(zhàn)勝偶爾來犯的較大或較強的國家。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jīng)有所論述，這里不再詳細談了。此外，對平民和國王來說，除了聯(lián)合以外，還需要有點智慧，也就是處世做人的世故；也需要有點錢，否則目的是達不到的。在《五卷書》里有很多地方反對愚昧，反對傻瓜，贊頌金錢，頌揚智慧，其原因就在這里。中國過去教育兒童的教科書，比如《幼學瓊林》之類，教育兒童的重點，是苦讀成名，磨煉成家，“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考進士，中狀元，走科舉這一條路。同印度這類的書籍很不相同。原因就是印度古代沒有什么科舉，兩國的社會背景很不相同。我們先看一看《五卷書》的內(nèi)容。第一卷叫做《朋友的分裂》，第二卷叫做（朋友的獲得》，第三卷叫做《烏鴉和貓頭鷹從事于和平與戰(zhàn)爭等等》，第四卷叫做《已經(jīng)得到的東西的喪失》，第五卷叫做《不思而行》。這五卷書都與世故和治術有關。這些卷有的直接講到國王和國家大事。就是那些內(nèi)容沒有講到國王和國家大計的，仍然可以為國王和王子所用，他們從里面也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訓。因此，我認為，正如本書中所著重指出的那樣，它原來是作為王子的教科書而編寫的。同時對平民也有很大的教育意義。至于作為主人公的那些黃牛、獅子、老虎、豺狼、猴子、烏鴉、貓頭鷹、老鼠、烏龜、鴿子、鱷魚等等鳥獸，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不過是人的化身而已。第一卷以牛同獅子交朋友，獅子的大臣、兩個豺狼被疏遠為主題，談到絕交的問題。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絕交的事情是常?？梢杂龅降摹Ｒ恢钡浇裉煲埠敛焕?。一個國王，一個平民，都需要有一套辦法來對待這種常見的現(xiàn)象。第二卷講的是結(jié)交朋友，是第一卷的對立面，是一個國王和一個平民也常常遇到的問題。這一卷的骨干故事是烏鴉、老鼠、烏龜和鹿，結(jié)成朋友，共度危難。弱者只要團結(jié)起來，同心協(xié)力，就能戰(zhàn)勝獵人這一個強者。這一卷在本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換句話說，它表達了本書的中心思想。第三卷的骨干故事是國家大事。貓頭鷹和烏鴉兩族結(jié)怨，烏鴉大臣詐降，結(jié)果貓頭鷹的老巢被焚，烏鴉得勝。這一整卷的目的是教訓人們：不要輕信敵人。這樣的教訓，對國王，對平民，都是有用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拿這個做主題思想的比比皆是。只要想一想古代希臘的特洛依木馬和中國《三國演義》的赤壁之戰(zhàn)，就會一清二楚了。第四卷的骨干故事，是海怪與猴子交友，海怪變心，猴子以計脫臉的故事。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交友之道。交朋友要提防朋友變心，一旦變心要能使用妙計脫險。這同樣既適用于國王，也適用于一般平民。在國家大事和人民的生活中是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的。因此，這種故事有普遍的教育意義。第五卷主要的教訓是追求發(fā)財，但不要過于貪得無厭，否則就會受禍。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世故。世界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教導。中國這類的教導更多，比如人民口語中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古典典故“巴蛇吞象”等等，都是告誡人們，追求財富是可以的，無可非議的，但要適可而止，不要過于貪婪。統(tǒng)觀這五卷的內(nèi)容，主要是教給王子和人民一些治世處人之道。中心思想就是我們在上面說到的那幾點。這本書并不像其他一些書一樣，比如佛教或印度教或其他教派的書，大肆宣揚追求什么宗教功德，什么解脫，又是什么涅槃，企求死后升天，因此就宣傳要慷慨布施，達到積德的目的。它赤裸裸地宣傳追求物質(zhì)福利，追求生活享受。沒有那種腐朽的宗教氣味。印度古代典籍中經(jīng)常提到所謂人生三要：利，愛，法。后來在進一步發(fā)展的過程中，又增添為人生四要或四善，加上了一個解脫。從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來看，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現(xiàn)象。在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原始公社時期，人們都從事體力勞動，唯心主義沒有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可能，一種原始的唯物主義思想統(tǒng)治著人們的心靈。他們只知追求利和愛，也就是中國所謂“食色，性也”。后來有了剝削，有了階級，有了國家，有了宗教，也就有了什么“法”，什么“解脫”，什么“涅槃”。從這個觀點上來看，《五卷書》的核心部分或比較原始的部分，同原始唯物主義的思想有密切聯(lián)系。印度古代的唯物主義者所宣揚的也就是這些東西?！读_摩衍那》中有一個婆羅門，名叫阇波厘，事實上卻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他并不宣傳婆羅門常講的那一套。他的思想是有一些代表意義的。在婆羅門唯心主義者筆下，唯物主義者所宣傳的東西，不外是吃喝兩件事。雖意存輕蔑，卻說出了一些事實。至于如何達到追求利、愛的目的，達到自己安全的目的，手段是可以隨意采用的。只顧目的，不擇手段（Theendjustifiesthemeans）可以說是本書的座右銘。古代印度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形成了一整套治世為王、待人接物的教條。印度那種煩瑣的喜歡搬弄數(shù)目字的作風，在這里也表現(xiàn)了出來。平常總是說有多少多少種類或部門（varga）。在大史詩《羅摩衍那》第二篇《阿逾陀篇》里，婆羅多到森林里去找羅摩，羅摩關心自己的國家，對他弟弟說了一大套治國安邦的要求，什么十varga，四varga，五varga，七varga，八varga等等。這些東西在精校本中大半被刪掉了，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在同書第四篇《猴國篇》中，哈奴曼講到猴國太子鴦伽陀時，認為他有人君的品質(zhì)，其中包括八個部分大智，四種力量和十四種優(yōu)秀品質(zhì)（4.53.2）。所謂四種力量或四種手段指的是：一，執(zhí)法公正；二，施舍；三，分裂（敵人）或分而治之；四，懲罰。這同上面說的四個varga是一碼事，后來印度書中常見的所謂四種手段指的是：一，挑撥；二，談判；三，賄賂；四，公開攻擊。內(nèi)容有一部分同四個varga差不多。把上面歸納起來，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那一點。為了達到追求福利的目的，需要一些辦法或手段，所有這些數(shù)字表明的都是辦法和手段。在整個印度古典梵語文學時代，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追求人生三要中的利，這是當時整個時代的潮流，其他的文學作品也莫不皆然。在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憍祗釐耶（Kautilya）的理論有著很大的影響。他的《利論》赤裸裸地提倡用詐術，用騙術，用間諜，用密探。這里根本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問題。這些做法好像都是道德的，無可非議的。他甚至勸人主利用宗教，助長迷信，以達到有利于國家的目的，為國家增添財富。他還鼓吹人主用秘密懲罰來除掉政敵。對于部落人民，他更是主張不擇手段地打入他們的社會，進行挑撥離間、分化瓦解，破壞他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最終使他們歸化或被消滅。他這種學說流行于整個這一時期。約生于七世紀下半葉至八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家檀丁，在他的著作里，特別是在他的名著《十王子傳》里，也提倡差不多的東西。他認為，什么倫理和道德，在影響國家利益時，可以根本置之不理。查多帕底雅耶（《順世外道》第30頁）講到印度古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時候，說那不是什么孤立的詭辯學者的無謂的論辯，而是兩種文化的互相撞擊，一種宣揚上帝、天堂和不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舉行吠陀祭祀；另一種代表人民的觀點，保衛(wèi)人民自己的物質(zhì)利益?！段寰頃泛吞炊〉闹?，以及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其他的一些著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傾向，雖然跟查多帕底雅耶所說的兩種文化的撞擊不完全是一碼事，但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五卷書》，取材來源雖然來自民間，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畢竟是經(jīng)過婆羅門的加工。婆羅門這個高級種姓的一些偏見和弱點，必然反映在里面。對本書中的許多糟粕只能做如是觀。書中有幾個地方大肆吹捧命運。受壓迫的平民中也有相信命運的。在那種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者和宗教信徒宣傳的正是這一套，老百姓受了騙，受了影響，相信命運也是難以避免的。再加上，在那種社會里，“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事情常常發(fā)生，人們只有乞靈于命運，以求得心靈上的安慰。但是這畢竟主要代表的是婆羅門的世界觀。本書中的這些東西是婆羅門加工的產(chǎn)物。另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誣蔑婦女。這在別的國家，比如說中國，在父權制的社會里，是一件十分流行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在印度，還有其特殊的、只適用于印度的原因。據(jù)查多帕底雅耶的分析，在印度，誣蔑婦女主要是出于婆羅門的偏見。有人主張在早期吠陀時期，還沒有后世那種歧視婦女、迫害婦女的舉世聞名的寡婦自焚殉夫的制度，因此那時候的婦女社會地位還是比較高的，甚至是值得羨慕的。但是查多帕底雅耶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它不符合事實。在吠陀本集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jù)，確有寡婦同丈夫的尸體共同被焚燒的事情。《梨俱吠陀》和《阿闥婆吠陀》中都可以找到。在吠陀本集中還可以找出很多地方，證明婦女的處境并不那么美妙，那么理想。比如《黑夜柔吠陀》的《彌特羅耶尼本集》就認為婦女是不忠誠的，不老實的。《推提利耶本集》說好女不如壞男子。《卡他恰本集》說婦女在夜間誘騙自己的丈夫，向他索要東西。在吠陀社會里，當時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是游牧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是夫權制，婆羅門正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產(chǎn)物，他們是這種制度的鼓吹者，因而他們必然會歧視婦女。這是客觀情況所決定的，是他們的經(jīng)濟生活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如果我們說《五卷書》中誣蔑、歧視婦女的那種思想也是婆羅門加工的結(jié)果，恐怕是沒有法子否認的。五結(jié)構的特色在藝術特色方面，《五卷書》最惹人注意的是整部書的結(jié)構。德國學者稱之為“連串插入式”。意思就是，全書有一個總故事，貫穿始終。每一卷各有一個骨干故事，貫穿全卷。這好像是一個大樹干。然后把許多大故事一一插進來，這好像是大樹干上的粗枝。這些大故事中又套上許多中、小故事，這好像是大樹粗枝上的細枝條。就這樣，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又套小故事，錯綜復雜，鑲嵌穿插，形成了一個像迷樓似的結(jié)構。從大處看是渾然一體。從小處看，稍不留意，就容易失掉故事的線索。把《五卷書》的結(jié)構具體地分析一下，情況大概是這樣的。全書的骨干故事就是婆羅門教育王子。貫穿第一卷的故事是公牛珊時縛迦同獅子結(jié)成朋友，獅子的大臣、豺狼破壞了這友誼。第二卷的骨干故事是一群鴿子被獵人網(wǎng)住，一只烏鴉跑來告訴它們要齊心協(xié)力，一下子飛起來把網(wǎng)子帶走。第三卷的骨干故事是烏鴉與貓頭鷹交戰(zhàn)。第四卷的骨干故事是猴子與海怪結(jié)成友誼。第五卷的骨干故事是商主摩尼婆多羅的故事。穿在這個骨干故事上的是許多中小故事。這些故事絕大多數(shù)是短小的寓言和童話，同較大的骨干故事穿插起來，形成《五卷書》這樣一個龐大的結(jié)構。這種“連串插入式”并不是《五卷書》的發(fā)明，在印度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無論是婆羅門教的經(jīng)典，還是佛教的經(jīng)典，都常常使用這種形式。夸大一點說，這可以說是印度人非常喜愛的一種形式。我們就拿《羅摩衍那》來做個例子說明一下。在第一篇《童年篇》里，骨干故事是敘述羅摩的童年。但是內(nèi)容非常龐雜，插入的小故事非常多。類似楔子似的東西擺在最前面。接著敘述十車王的王都和大臣。這里就插入了鹿角仙人的故事。這是在印度非常流行的一個故事，見于許多書內(nèi)。到了第十六章又插敘猴類的降生。羅摩和羅什曼那隨眾友大仙出走以后，沿途所見的凈修林，幾乎都有一個故事。到了第三十一章，眾友又講了自己家族的淵源。第三十四章插入恒河的故事。第三十五章是優(yōu)摩的故事。第三十六章是戰(zhàn)神的誕生。從第三十七章開始講的是羅摩祖先的故事。就在這個插敘的故事中也還不是一講到底，而是奇峰突起，波濤層出。第五十章講眾友家史，以下講眾友與婆私陀的斗爭。在這中間又插入陀哩商古的故事，狗尾的故事。眾友帶羅摩兄弟到了遮那羯朝廷上以后，插敘了神弓的故事和十車王的家譜。最后又講了持斧羅摩的故事。其余的六篇，結(jié)構都是大同小異?？傊?，《羅摩衍那》在結(jié)構方面，同《五卷書》有共同之處。《五卷書》在結(jié)構方面的第二個特點是詩歌與散文相結(jié)合。這種形式在印度也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佛經(jīng)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佛經(jīng)里，我們看到兩種形式的韻散結(jié)合。一種形式是，散文講述的內(nèi)容，詩歌再重復講一遍；另一種形式是，詩歌不重復散文講的東西，而是同散文一樣是敘述故事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人認為，一般說起來，詩歌部分是比較原始的。有一些書最初只有詩歌，散文是后來加進去的。從語言方面來看，詩歌部分的語法形式一般是比較古老的。在《五卷書》里，采用的是第二種形式，全書一開始就有一首詩，每一卷一開始也都有一首詩。在敘述中間，常常加上一些“人們說得好”、“常言道”或“常言說得好”等等，接著就是詩歌，有的只有一首，有的有許多首。只有一個故事，第三卷第八個故事，通篇是用詩歌敘述的，這只能算是一個例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篇從思想內(nèi)容上看起來是有問題的。這一篇的形式仍然是一個寓言，講的是獵人與兩個鴿子的故事。但是要宣傳的卻是非常反動的東西。。它宣傳要為惡人獻出自己的性命，又宣傳寡婦要自焚殉夫。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一篇是婆羅門改寫的，詩歌這種形式本身就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由此可見，形式與內(nèi)容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表現(xiàn)在《五卷書》里面的在結(jié)構上的這兩個特點都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了影響。我的意思并不是說一定是《五卷書》起了影響，而是這種形式起了影響。先談第一個特點。我在這里只舉一個例子。隋唐之間的王度寫的《古鏡記》（《太平廣記》二百三十，題曰《王度》）是一篇頗為著名的小說。這篇小說以一面古鏡為骨干，中間插入了許多小故事：一、婢女鸚鵡的故事。這婢女是老狐所變，經(jīng)古鏡一照，無法遁形而死。二、日蝕的故事。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三、古銅劍的故事。四、家奴豹生的故事。他原是蘇綽的部曲。蘇綽曾預言，古鏡要歸王度。五、胡僧乞見寶鏡。這里說到寶鏡：“應照見腑臟”。六、王度為芮城令懸鏡照棗樹，隱藏在樹中的蛇妖被照死。七、寶鏡照愈張龍駒一家病人。八、弟王勣要去寶鏡，攜之出游。在這一個小故事里又插入許多小故事。1.在嵩山少室，用寶鏡照出龜猿二妖真像。2.用寶鏡照玉井，照出蛟。3.張琦家女子為雞妖所祟，寶鏡照死雞妖——一只大雄雞。4.游江南，在揚子江舟中：“暗云覆水，黑風波涌?！睂氱R一照，照走風浪。5.躋攝山，數(shù)熊當路而蹲，用寶鏡照走數(shù)熊。6.用寶鏡照靜海濤。7.登天臺，夜行用鏡照。8.李敬慎家三女遭魅病。以鏡照之，照出三妖本相：鼠狼、老鼠、守宮。9.在廬山用鏡驅(qū)除虎豹。后來寶鏡又歸還王度。最后鏡失蹤。全部故事至此結(jié)束。這種結(jié)構在中國小說中不算太多，但是，這一篇《古鏡記》卻是很典型的。根據(jù)這篇故事寫成的年代和環(huán)境，受印度影響的可能是非常大的。詩歌和散文相結(jié)合的結(jié)構也對中國小說產(chǎn)生了影響，比如許多中國長篇小說，常常在散文敘述中間，寫上一句“有詩為證”，然后就加入一些或長或短的詩。特別在描寫山景或其他景致的時候，描寫人物形象的時候，更容易出現(xiàn)詩歌。我們拿《西游記》第一回來做例子分析一下。同《五卷書》一樣，第一回一開頭就出現(xiàn)了一首詩。后來又有“真?zhèn)€好山！有詞賦為證。賦曰：”。講到猴子的時候，又有“你看他一個個：”。講到瀑布，又有“但見那：”。講到花果山，又有“但見那：”，“這里邊：”。講到美猴王，又有“有詩為證。詩曰：”。下面還有不少的“但見那：”，“正是那：”，“但見：”，“但見他：”，“果然是：”。僅僅這第一回，就足以說明問題。下面我們就不再羅嗦了。類似的情況在其他不計其數(shù)的小說里都可以找到，我們也不在這里詳細敘述了。統(tǒng)而觀之，中國的詩歌和散文相結(jié)合，基本上是上面談到的那兩種形式的結(jié)合。換句話說，詩歌有時要重復一下散文里面講的東西，只是換上一些華麗的詞句；有時它又是敘述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散文相續(xù)來講述故事。我對《五卷書》的一些新的看法，就寫到這里。本來可以擱筆了。但是還有一些感想或感慨之類的東西，隨著筆端涌向心頭，似乎要一吐為快。本書第一版出版時，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成立十周年的日子?，F(xiàn)在再版時，已經(jīng)慶祝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了。在這中間的二十年中，我們都經(jīng)了風雨，見了世面。許多在這以前簡直無法想象的，到了今天也似乎是難以想象的事情都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甚至在我們身上。但是，我們越過了這些風濤，經(jīng)受住了磨練。到了今天，我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打掉了，我們心頭的灰色思想清除了。我們又重新精神振奮，意氣風發(fā)地生活和工作起來。如果要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想用鳳凰從死灰中重生這一個典故。我們好多人不是都有重生的感覺嗎？現(xiàn)在正是普天同慶，赤縣騰歡的時候，大家都想為我們國家的四個現(xiàn)代化盡上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了一把子年紀的人也不例外。我寫完這一篇再版后記，內(nèi)心怡悅，無法形容，不知老之將至，專意看向未來，寫畢擲筆，大有手舞足蹈之意了。季羨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初稿，十二月二十二日寫畢本書前言代序親愛的中國朋友們！在這里，季羨林把我用我的語言寫成的三個故事①用你們的語言說給你們。故事的背景完全不同。里面的人完全不同。但是我仍然希望這些故事你們都能了解。因為有一點是共同的：對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與人民大眾的緊密結(jié)合。那個窮苦的墨西哥女孩子感覺到這一點，雖然她的人民對她只像一個輕夢、一段回憶一般地渺茫。在《怠工的人們》里那些反抗的戰(zhàn)士感覺到這一點，他們是有階級覺悟的熱情的人們，拿生命作孤注一擲。德國是我的故鄉(xiāng)。但是我卻在墨西哥度過許多年。這個國家是在太平洋的那一岸，跟你們偉大的祖國遙遙相對。假如它擺脫了壓迫與剝削，它會成為一個光輝燦爛的自由的國家。這樣，我們就都成為兄弟，正如我們今天在太平洋與易北河之間已經(jīng)成為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各民族的大家庭一樣。安娜·西格斯

　　關于本書作者安娜·西格斯誕生于德國萊茵河畔的美茵茨城，時在一九OO年。她在美茵茨讀完中學后，進海得堡大學，她學的是文化史。但是這并沒有妨礙她感受現(xiàn)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一九一八年德國人民武裝起義。同年十一月九日，德皇的政權被推翻了。德國資產(chǎn)階級害怕人民革命運動力量的強大，背叛了人民，對人民革命運動進行鎮(zhèn)壓。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的無產(chǎn)階級在巷戰(zhàn)中表現(xiàn)了果敢和英勇。那時候起義人民的領袖卡爾·李卜克內(nèi)西和羅莎·盧森堡死在戰(zhàn)斗的崗位上。向資產(chǎn)階級賣身投靠的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諾斯凱把他們兩個人慘殺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基礎。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條條道路都通往共產(chǎn)主義了。安娜·西格斯了解了這點。她參加了德國共產(chǎn)黨。高爾基說過，先進的藝術認為生活是行動，生活的目的是把地球變成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的美麗的、人類的住宅。安娜·西格斯的創(chuàng)作生活就是走著高爾基所說的道路。她的作品里的主人公是各國的革命者，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戰(zhàn)士。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篡奪了政權，安娜·西格斯被迫離開了德國，起先在巴黎，后來在墨西哥找個暫時避難的地方。她從來沒有跟祖國失掉聯(lián)系。雖然在德國許多共產(chǎn)黨員被法西斯法庭判處死刑，被監(jiān)禁在集中營里，或者在“企圖逃跑”時候被殺死，但是德國共產(chǎn)黨卻在繼續(xù)著頑強的斗爭。安娜·西格斯為德國地下組織運送印刷品。她和一些德國的進步文化人在布拉格創(chuàng)辦了《新德意志報》。安娜·西格斯在這個報上揭發(fā)了希特勒匪徒的陰謀，并且號召人民對法西斯主義進行不妥協(xié)的斗爭。一九三四年在維也納近郊的弗洛里得村響起了傳遍世界的槍聲。這是奧國工人拿起了武器，想打退法西斯分子的進攻。但是被資產(chǎn)階級收買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出賣了工人，因而這次起義失敗了。安娜·西格斯感到自己應該把奧國工人對法西斯主義這次英勇的抵抗告訴全世界。她到了奧國。她同弗洛里得村的居民談話，到深山里去找起義工人。她的長篇小說《通過二月的道路》就是根據(jù)她這時搜集的材料寫成的。一九三五年由于世界經(jīng)濟危機再次爆發(fā)，帶來了嚴重的戰(zhàn)爭危機，在巴黎舉行了第一次國際作家保衛(wèi)文化大會，安娜·西格斯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并發(fā)表了演說——她擁護各國人民的解放斗爭，痛斥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自從一九三六年起，全世界的進步人士就擔心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命運。許多國籍的志愿戰(zhàn)士參加了西班牙政府軍的國際縱隊。一九三七年，安娜·西格斯到了被包圍的馬德里參加第二次世界作家大會。那時，她親眼看到國際縱隊的活動，和一個國際縱隊的政治委員相接觸。她在《會晤》這篇小說里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經(jīng)驗豐富的政治領導者的形象。安娜·西格斯在流亡時期積極參加了動員人民陣線力量來堅決反對法西斯戰(zhàn)爭販子的工作。安娜·西格斯的國際主義是和愛祖國的熱情緊密地結(jié)合著的。她不倦地號召德國人民起來反抗希特勒主義。她在國外聽到德國的地下反法西斯組織的斗爭成績的時候，她對于德國美好的前途，信心更增強了。德國的優(yōu)秀兒女沒有停止爭取和平與自由的斗爭。安娜·西格斯在《第七個十字架》里描寫了希特勒主義黑暗時期的德國城市和鄉(xiāng)村。各式各樣的人住在這些城市和鄉(xiāng)村里。有些人參加了法西斯匪徒的罪行，有些人妥協(xié)了，害怕恐怖，不敢反抗。但是另外有些人沒有妥協(xié)，也沒有屈服。他們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停止斗爭?！兜谄邆€十字架》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青年工人海斯萊爾。作者成功地描寫了一個普通工人怎樣變成戰(zhàn)士和英雄；世界上最有力的東西是共產(chǎn)黨員爭取祖國自由的意志；集中營里的毒刑拷打沒有動搖海斯萊爾的勇氣。他知道奴役者的狂暴在起來反抗奴役的人們的堅強的意志面前是毫無力量的。海斯萊爾逃出集中營以后，得到了人民熱誠的幫助，人民幫助他跟他的同志建立了聯(lián)系。納粹給他們逃跑的七個人準備的七個十字架只用上了六個，而給海斯萊爾準備的第七個十字架卻沒有用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寫給安娜·西格斯的信里說：“您寫的那本優(yōu)秀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第七個十字架》成了一切被迫害和被屠殺的人們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號召著活著的人們進行斗爭。您在這個作品里證明了法西斯主義是不能得到勝利的?！碧K德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不久，安娜·西格斯寫了《怠工的人們》這個短篇小說，她在這個短篇小說里描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勇地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人們——共產(chǎn)黨員海爾曼·舒爾茨和弗蘭茨·馬奈特跟幾個工人組織了兵工廠工人的怠工來回答德國法西斯強盜對蘇聯(lián)的罪惡進攻。從這個兵工廠運到蘇德戰(zhàn)線上的手榴彈，其中一部分有的不炸，有的炸得太快，炸死了納粹德國自己的兵士。一九四五年蘇聯(lián)軍隊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被解放的德國人民面前展開了通往新生活的道路。這時候安娜·西格斯懷著建設新德國的熱望回到了祖國。一九四九年安娜·西格斯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死者青春長在》出版了。這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德國的歷史，描述了被法西斯匪徒拖人戰(zhàn)爭的人民的悲劇，同時培育著德國勞動人民爭取和平的決心，證明爭取和平與自由的斗爭是不能戰(zhàn)勝的。已死的戰(zhàn)士之所以青春長在是因為他們?yōu)榱瞬恍嗟氖聵I(yè)而斗爭。和平是一定會打敗戰(zhàn)爭的。安娜·西格斯曾代表德國人民出席在柏林、布拉格、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總統(tǒng)威廉·皮克祝賀她五十誕辰時候，稱她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戰(zhàn)爭的熱情的、不倦的戰(zhàn)士。在她的三部短篇小說集里——《路線》，《孩子》，《和平》——體現(xiàn)了各國人民爭取和平與幸福的意志。這些短篇小說的主人公有蘇聯(lián)人，德國人，法國人，波蘭人，中國人。在她描寫祖國的小說里，她創(chuàng)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愛好和平的勞動人民的形象，用自己的手建設新生活的新人的形象。美國占領者硬把德國分成兩半。他們要利用西德作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進攻基地。波恩政府的政客們和美國法西斯主義勾結(jié)起來，出賣了祖國。他們完全不考慮德國人民的意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西德的人民都是厭惡戰(zhàn)爭和那些靠戰(zhàn)爭發(fā)財?shù)娜恕６材取の鞲袼沟淖髌肪褪潜磉_了全德國人民爭取統(tǒng)一與和平的意志的。一九五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授予安娜·西格斯一等國家獎金。同年安娜·西格斯榮獲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