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典籍通匯

　　竹譜提要張鈞成《竹譜》一名《竹譜詳錄》，李街撰。李街（一二四五——二二二○）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今北京）人。他兼通儒名，不僅精天文律歷之學(xué)，且為元代著名墨竹派畫家。少年師從黃華子、澹游畫墨竹，至元初（一二六四）至錢塘（今杭州），得文同竹幅，一意師之。至元四年（一二六七）至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間，元世祖（忽必烈）營建元大都，召為將仕佐郎太常太侍兼禮郎（管理宗廟事務(wù)的從八品官吏），自此進入宦途。此后歷任承務(wù)郎、淮東道宣慰使、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江淮行省員外郎、承直郎、朝請大夫、禮部侍郎、嘉興路同知、婺州佐、常州路總管等職。皇慶元年（一三一二）任吏部尚書，拜集賢大學(xué)士，晚年退居維揚（今揚州）。自稱：“王事驅(qū)馳，登會稽，涉云夢，泛三湘，觀九疑。南逾交廣，北經(jīng)渭淇?！笨梢娖溟啔v頗廣。人稱其“翰墨余暇，善圖古木竹石，庶幾王維、文同之致，而達官顯人爭欲得之，求者日踵門?！闭f明他名噪一時。他在宦途中，處處留意前人墨竹，除文同、王庭筠的作品外，並觀摩了唐代王維、蕭悅、僧夢休、南唐李頗、后蜀黃筌父子、宋代吳元瑜、崔白兄弟等人的作品。特別是在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作為朝廷特使，曾出使安南（今越南），深入竹鄉(xiāng)，擴大了對竹類的調(diào)查，對竹類的品種、形色、情狀做了細致的考察?；谒嗄甑拈啔v與繪畫實踐，在戴凱之等人《竹譜》和前人繪竹的基礎(chǔ)上，著《竹譜》一書，不僅在考證方面“廣引繁徵，頗稱淹雅”，並彌補了戴凱之等人有譜無圖，李頗、文同等畫家有圖無譜的缺欠，成為一部圖文並茂的竹類譜書。延祐七年（一三二○）十月二十四日，李街卒于維揚，時年七十六歲，其后二十二年贈翰林學(xué)士承旨柱國稱號，追封薊國公，謚文簡公。從該書自序判斷，此書完稿于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并題書名為《竹譜》。大德十一年（一三○七）牟應(yīng)龍為之作序，延祐六年（一三一九）柯謙自為之序，說明此書完稿后有相當(dāng)長時間未能刊行。其好友鄧文原（字善之、匪石）于李街逝世之后有《哭街詩二首》，詩末注稱：“仲賓近刊竹譜二十卷。”清代長塘鮑廷博稱，此書刊行于“大德、延祐間”，確切一點說，應(yīng)為延祐年間。至于鄧說“二十卷”，當(dāng)為十卷之誤。此書于明代錄入《永樂大典》，共十卷。至清代，元刻成為罕見之本。清代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將《永樂大典》中此書繕本納入《四庫全書》，據(jù)《永樂大典》書名《竹譜》，仍為十卷，但無牟應(yīng)龍與柯謙自的序言，當(dāng)時江南嘉興藏書家鮑廷博尚未見全本，僅有一卷，至嘉慶九年（一八○四）鮑氏始得明代成化年間的繕本七卷，有牟氏及柯氏序，但該繕本紙已糜爛不堪，經(jīng)富廉為之摹寫，將所缺文字與圖，參照閣本補齊，書名為《竹譜詳錄》，后納入《知不足齋業(yè)書》，近代將此業(yè)書納入《業(yè)書集成初編》，得以流傳。李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政績外，其繪畫成就頗為矚目，同時代人吳師道稱：“文與可、蘇子瞻去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丘李公得之，其用意命筆，天趣冥會”，並有“聲價絕代傾鴻都”的贊譽。趙孟頫亦稱贊他“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李仲賓也”。可見其墨竹堪稱繼唐宋以來一大名家。但在明清兩代，李街《竹譜》一書除納入《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知不足齋業(yè)書》外，一些著名譜書及類書如明代王象晉《群芳譜》、清代《廣群芳譜》、《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等，均未將該書列入，更未提及李街的名子，其同時代人有關(guān)他墨竹的詩詠亦未納入這些譜書與類書，說明人們忽略了他在竹科學(xué)和竹文化方面的貢獻。實際該書在古代植物譜書中為出類拔萃者，其成就遠在戴凱之等人《竹譜》之上。該書自序稱：“欲成太史之志，而不敢以臆說私測為，上稽六籍，旁訂子史；下暨山經(jīng)地志，百家眾技，稗官小說，竺乾龍漢之文，以至耳目所及，是諏是諮，序事繪圖，條析類推。俾封植長養(yǎng)、灌溉採伐者識其時；製作器用、銓量才品者審其宜；模寫形容、設(shè)色染墨者究其微。古逮今傳，博載事辭，積纍成篇，雅俗兼資，幾備方來之傳，補往昔之遺。”從這段自序可見此書補闕拾遺，不僅包羅了此前古籍中有關(guān)竹類的記述，而且是“耳目所及”，不祇是從紙上得來，並雅俗共賞，兼供養(yǎng)竹者、竹加工者和繪竹者參考。因此，是一部承前啟后的竹類傑作，也是研究竹科學(xué)、竹文化不能忽略的一部書。李街的《竹譜》共分四門：畫竹譜、墨竹譜、竹態(tài)譜和竹品譜。畫竹譜及墨竹譜分別論述繪彩竹及墨竹的原理及方法，也包括黏幀礬絹之法；竹態(tài)譜從繪畫角度論述竹的動態(tài)，不僅包括從筍出土至長成成竹的過程，以及枯、瘁等形態(tài)，並且描繪了竹在微風(fēng)、疾風(fēng)、乍雨、久雨中的形態(tài)。竹品則涉及竹類的品種，此譜將“宜入圖畫者為全德品，以形態(tài)詭怪者為異形品，以顏色不同之為異色品，以神異非常者為神異品，又有似是而非者？有竹名而非竹者，通為六品。”其中全德品七十五種，附有七圖；異形品一百五十八種，附有二十五圖；異色品六十三種，附有七圖；神異品三十八種，附有六圖；似是而非品二十三種，附有八圖；有名而非竹品二十二種，附有十圖。共三百七十九條，除去似是而非品和有名而非竹品，屬于竹類共三百三十四條。李街《竹譜》無論從傳統(tǒng)的植物譜書角度，或從現(xiàn)代竹科學(xué)、竹分類角度，都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古籍。就傳統(tǒng)植物譜書，特別是就有關(guān)竹譜而言，它補充與完善了戴凱之以來至元代的各種竹譜與筍譜。僅《竹譜》中提到的就有張得之《竹譜》、吳良輔《竹書》和宋僧贊寧的《筍譜》等?？上н@些古籍除《筍譜》尚存外，其它皆已失傳，難以窺戴譜后竹譜全貌。而《竹譜》綜合了這些竹譜的說法，並進行了考訂與補充，成為當(dāng)時一部較為完整的傳世之作。戴譜僅記錄竹類四十余種，《竹譜》中的竹品種是戴譜的八倍。戴譜無圖，而《竹譜》補充了六十余狀物繪形、形神兼?zhèn)涞膱D。同時對每種竹的別名、俗稱、形態(tài)、竹性、用途和辨識方法等，結(jié)合多種古籍，進行了大量的補充。如桃枝竹，戴譜稱“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為席”。但根據(jù)《爾雅·釋草》及《山海經(jīng)》、《廣志》等書，對桃枝竹是否為竹類存疑，《竹譜》則綜合了鄭玄、柳子厚、張得之等人說法，明確為竹，並考證其別名尚有：蒲葵竹、赤玉脂等，兩浙稱之為桃絲竹，衡湘稱之為桃笙竹。又如人面竹，他考證其別名尚有鬼面竹、佛面竹、佛眼竹等，可見資料之豐勝于戴譜。近代學(xué)者已注意此書的學(xué)術(shù)價值。一九四一年蔣英發(fā)表的《研究我國的竹類文獻》，一九四八年耿伯介發(fā)表的《中國竹類植物志略》以及一九八四年中國林業(yè)出版社出版的陳嶸遺著《竹的種類及栽培利用》等，均引用了此書。本卷據(jù)《四庫全書》本影印。書末則據(jù)《知不足齋業(yè)書》本附錄《竹譜詳錄》卷首柯謙自《序》和牟應(yīng)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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