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全集：四卷版

　　柳鳴九先生是法國文學研究界的著名學者，早在80年代初，他主編的《薩特研究》就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為存在主義作品的譯介打開了道路?，F(xiàn)在他又主編了《加繆全集》，并且親自翻譯了加繆的代表作《局外人》，在譯介存在主義作品方面可謂有始有終、功德圓滿。沈志明先生現(xiàn)居法國，不僅參與主編了《薩特文集》和《加繆全集》，而且主編過《阿拉貢研究》等許多作品，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加繆全集》的特色，首先是作品齊全。它是按照法國加里瑪出版社權威的七星叢書版翻譯過來的，不僅重譯了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等著名小說，而且翻譯了他的所有劇作，以及包括政論和文論在內的全部散文作品。尤為珍貴的是還有他基本完成、但尚未定稿和出版的小說《第一個人》。其次是質量上乘。由李玉民、丁世中等資深翻譯家來擔負翻譯加繆作品的重任，完全稱得上是名家名譯，從而充分保證了譯文的質量。最后是全書之前有柳鳴九先生寫的長篇總序，不僅簡明扼要地評析了加繆的生平和作品，而且對時代背景中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有獨到的精辟見解，對于讀者極有參考價值。凡此種種，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加繆的哲理作品和文學創(chuàng)作，全面認識他的思想及其發(fā)展過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人所共知，這一思潮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重大的影響。可是這股思潮為什么會在廣泛流行之后迅速衰落？加繆為什么始終拒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他與薩特本來是朋友，后來為什么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存在主義作家為什么只有薩特、加繆和波伏瓦3人，沒有任何傳人或弟子？這些問題，都只有在充分研究薩特、加繆和波伏瓦的作品的基礎上才可能得到解決。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加繆和薩特同屬于存在主義這個哲學和文學的流派，因此他們之間無疑是大同小異，不會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加繆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也許只是他的謙虛之詞。如果對存在主義思潮有所研究，我們就會知道存在主義不是一個流派，而是后人給薩特和加繆貼上去的標簽，只是薩特起初拒絕、后來卻接受了，而加繆卻始終沒有接受。關于加繆因發(fā)表《反抗者》而引起的激烈論戰(zhàn)，以及他與薩特的決裂，由于當時薩特以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著稱，而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幾乎都站在薩特一邊，以至于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都備受孤立，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人們通?？赡軞w咎于加繆。在歷史已經(jīng)證明加繆對于蘇聯(lián)的指責所言非虛的今天，我們再來閱讀《反抗者》，了解當時那場爭論的全過程，無疑可以對此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了。加繆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阿爾及爾支部，由于對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持有異議，在1937年被開除出黨，從此對蘇聯(lián)抱有戒心。薩特在戰(zhàn)后走的是介于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但是傾向于蘇聯(lián)，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改變了態(tài)度，但是他直到1968年蘇聯(lián)侵略捷克之后才與蘇聯(lián)決裂。這種對蘇聯(lián)的認識上的差距，正是他們之間最終分裂的根源。因此可以說他們的分歧不僅僅是個人的原因，而是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政治形勢造成的。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同樣如此。薩特在戰(zhàn)前對現(xiàn)實不聞不問，寫出了表現(xiàn)荒誕生活的小說《惡心》。他當了俘虜之后開始關心政治，在抵抗運動時期用《蒼蠅》和《禁閉》這樣的寓意劇來激勵人民反抗敵人的侵略。戰(zhàn)后他提出了“介入文學”的主張，寫了《恭順的妓女》和《臟手》等一些筆調沉重的、為現(xiàn)實斗爭服務的“處境劇”。但是他的作品被左翼和右翼的勢力所利用，他在不斷變幻的政治風云面前更是無所適從，最后終于放棄了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專門從事政治斗爭的社會活動家了。加繆則在被開除出黨之后與現(xiàn)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采用寓意和哲理的方式宣揚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他的作品充滿了地中海的陽光，在凝重之中不失幽默，在表現(xiàn)荒誕的同時給人以希望，而最后一部小說《第一個人》更具有寫實和抒情的風格。由此可見他們的作品不僅涇渭分明，而且都在隨著形勢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化，因此這個所謂的存在主義文學流派是不可模仿的，當然也不可能有弟子或傳人。加繆和薩特都是一代偉人，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領袖，同樣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懷念。隨著《加繆全集》的出版，加繆的思想和作品一定會引起人們更為強烈的興趣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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