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口甘口

　　今年夏天特別酷熱，無事可做，取舊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寫，共有二十一篇，約八萬余字，可以成一冊書，遂編為一集，即名之曰《苦口甘口》。重閱一過之后，照例是不滿意，如數年前所說過的話，又是寫了些無用也無味的正經話。難道我的儒家氣真是這樣的深重而難以湔除么。我想起顧亭林致黃梨洲的書中有云：“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后，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為山覆蕢，而于圣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卑复藭锻ち治募肺摧d，見于《梨洲思舊錄》中，時在清康熙丙辰，為讀《明夷待訪錄》后之復書，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則六十七矣。黃顧二君的學識我們何敢妄攀，但是在大處態(tài)度有相同者，亦可無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與文壇中人全屬隔教，平常所欲窺知者，乃在于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但所取材亦并不廢蟲魚風月，則或由于時代之異也。此種傾向之思想大抵可歸于唯理派，雖合理而難得勢，平時已然，何況如日本俗語所云，無理通行，則道理縮入，這一類的文章出來，結果是毫無用處，其實這還是最好的，如前年寫了一篇關于中國思想問題文章，曾被人評為反動，則又大有禍從口出之懼矣。我于文集自序中屢次表示過同樣的意見，對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義很是不滿，可是說過了也仍不能改，這回還是如此。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卻已有二十節(jié)，寫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虛的文字與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當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總之我是不會做所謂純文學的，我寫文章總是有所為，于是不免于積極，這個毛病大約有點近于吸大煙的癮，雖力想戒除面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后我動手翻譯日本坂本文泉子的《如夢記》，每月譯一章，現在已經完畢，這是近來的一件快意的事。我還有《希臘神話》的注釋未曾寫了，這個工作也是極重大的，這五六年來時時想到，趕做注釋，難道不比亂寫無用無味的文章更有價值么？我很怕被人家稱為文人，近來更甚，所以很想說明自己不是寫文章而是講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但是昔者管寧謂邴原曰，潛尤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則亦不甚妥當。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盡由己出，鳩摩羅什不自著論，而一部《大智度論》，不特譯時想見躊躇滿志，即在后世讀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師之偉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許文人歇業(yè)，有如吾鄉(xiāng)墮貧之得解放，雖執(zhí)鞭吾亦為之，只是目下尚無切實的著落處，故未能確說，若欣求脫離之心則極堅固，如是譯者可不以文人論，則固愿立刻蓋下手印，即日轉業(yè)者也。民國甲申，七月廿日，知堂記于北京。

　　周作人（1885-1967），祖籍浙江紹興，1906年赴日本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回國后曾擔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與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和日文系主任。主要作品有《雨天的書》、《澤瀉集》、《談虎集》、《談龍集》、《苦條隨筆》、《夜讀抄》、《瓜豆集》《藥堂語錄》、《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