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起（第一卷）

　　我今天再度翻閱這些講義時，發(fā)現(xiàn)我的心情跟將近三十年以前講授它們時同樣激動。激動是由于當時我參加我國艱苦而迅猛的發(fā)展并看到它通過種種障礙、經(jīng)過努力和苦難而獲得成長和榮耀時，我為此懷著既嚴肅而又深切的喜悅。法國之所以能成立，它所付出的代價是十分高昂的。我們抱怨（而且不無理由）我們經(jīng)受過的苦難和失著。我們的先人生活得并不比我們舒坦些，也不比我們更早和更便宜地摘取到他們勞動的果實。在他們遭遇的命運里，既有可悲嘆之事，同時也有可振奮之事。歷史使急功近利的企圖沮喪而支持高瞻遠矚的愿望。為了贏得一個美好和自由的政府，法國作了許多嘗試，成功的很少，而且有時由于自己的錯誤，甚至它還不知道吸取教訓就招致了失敗，這是法國的特殊性格。這個民族充滿了聰明和生機蓬勃的力量，它奮激，迷失了方向，又認清了，便突然改變了道路，或者靜靜地停步不動，表面上似乎疲憊了，喪失了徒勞探索的興趣，但它決不甘心于一籌莫展，便用其他的工作和其他的業(yè)績來解脫那些政治上的挫折，直到它能重新向自己的偉大目標迅奔。自從十四個世紀以來，法國經(jīng)歷了多次無政府主義和專制主義、幻想和失著的最顯著的交替；它卻從來沒有長期拋棄過秩序，也沒有拋棄過自由，這是各民族的兩個榮譽的條件，也是它們持久的福利。正因此我們的歷史往往是陰暗的，卻又始終是令人安心的。它告訴我們，不管我們當今的許多失誤和罪惡，我們并非像人們指摘我們那樣的是前所未聞的創(chuàng)新者和同樣受指摘的好虛幻的夢想者。我們所追求的目的實際上正是我們祖先所追求的；跟我們一樣，他們致力于解放和從精神與物質(zhì)上提高我們社會的各個階級；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力求用自由的制度和全民族的有效參與政治來保證公共事務的良好管理和人們的權(quán)利與自由。如果他們在這始終是偉大和堅毅精神的豪邁嘗試里曾多次失敗過，貴族或資產(chǎn)者、官員或普通公民卻一直在普遍的低潮中間挺立著，保持著優(yōu)良的原則、崇高的希望，不讓神圣的火苗熄滅，因為人們還沒有成功地把圣殿建立起來。而不幸的善良事業(yè)的這些堅忍不拔的護衛(wèi)者們的信心可從來不曾受騙過；它的生命力不僅超過了它的那些不幸，而且時機一到，它又以更嚴格和更強勁的姿態(tài)重新出現(xiàn)。時間使它無法消滅的東西更壯大起來。因此我們確信，在企求建立一個自由的制度時不但不會去否認多少世紀以來的法國，而且我們還是在繼續(xù)它，所以失誤完全不能阻擋成功的希望。在這種令人鼓舞的自信心之外，我們的歷史還增添了兩項教訓，我認為在許多其他教訓之中那是最基本的，所以我特別要加以闡述。社會各上層階級的盲目爭雄促使我們之間自由政府的試驗趨于失敗。貴族和資產(chǎn)者為了抵御或為了建立和實施自由，他們不但不聯(lián)合起來，卻反而互相分離，他們熱中于彼此傾軋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對方的任何平待，另一方不肯接受對方的任何優(yōu)勢。這類妄自尊大的念頭在法權(quán)上是極悖理的，在事實上也是徒勞無益的。貴族的有點兒淺薄的傲岸態(tài)度未能阻止法國資產(chǎn)者抬高自己并占據(jù)國家高層的地位。資產(chǎn)者的有點兒幼稚的嫉妒心也未能阻礙貴族保持那家庭名望和長期占據(jù)高位所得的利益。在存在著的和日見長大的整個社會中有一股上升和征服的內(nèi)在運動。正在繼續(xù)著的整個社會，按地位和次序的某種等級制度建立起來了，而且始終延續(xù)著。公道、情理、公共利益、當然還有個人利益，彼此都愿意大家接受社會秩序的這些現(xiàn)成的事實。在法國，各不同階級不曾懂得具有這種巧妙的公正道理。因此他們彼此都給自己也給他們共同的國家背上他們不明智的利己主義的包袱。貴族和資產(chǎn)者，前者抱住了妄自尊大的低級趣味，后者抱住了嫉妒的低級趣味，他們在他們的社會福利中的自由、重要性和安全的程度都無可比擬地減縮了，而如果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神圣法則稍微多一點點公道、預見性并表示服從的話，他們的狀況就會好得多。他們不知道同心協(xié)力一塊兒使彼此變得自由和強大；他們把他們自己也把法國投入了革命的旋渦。這里是我們的歷史給我們的第二項巨大教訓。歷史給我們指出，我們在政治上受支配的特點據(jù)說像在戰(zhàn)爭中受furiafrancese的支配一樣。當我們?nèi)褙炞⒂谝粋€原理、一種利益、一種感情時，我們絕對地、專一地被這些東西所控制；我們完全聽從它們并追隨它們一直到底，像熱情的邏輯學家一樣，毫不考慮其他的因素和其他的事實。我們是否接近了自由的雄心壯志的境界了呢？我們?yōu)樗鼱奚磺?，犧牲最迫切的秩序的條件、權(quán)力的最明顯的需要、當前的休息、將來的安全。只要失誤的后果一暴露，無政府狀態(tài)一出現(xiàn)，一個有效的權(quán)力的需要變?yōu)榇_切無疑時，我們便會趕緊投靠它；我們便會向它交出所有我們安全的地位；我們便會迎合并超額滿足它的要求。因為過去曾是過分的自由了，我們也就忘掉我們曾要求自由。這樣的狂熱和這樣的健忘自有其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分寸感、預見性、注意到社會中并存的各種不同的利益，考慮到彼此既結(jié)合又斗爭的相反的原則，對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都給予他們自己的一份并只給他們那一份，及時地停下來，作適當?shù)耐讌f(xié)，為了明天而對今天作些犧牲，這是智慧，這是靈活性，這是政治上的必要；這本身就是政治。上帝在民族悠久的命運方面，也像在個人短暫的經(jīng)歷方面一樣，只憑這些條件給予他們以政治的成功。民族比之個人，前者的優(yōu)越性在于總會有時間可以學會成功之道。而法國是一定能夠?qū)W得成功之道的，因為它在所有的時代，而且不管它的一切失誤，它始終是偉大的、聰慧的和強有力的。它常常失敗，卻從不衰竭。它的一些成功總能克服它的一些挫折。雖然它已有了十四個世紀的歷史，它仍是朝氣蓬勃的。它絲毫不會放棄它實際上始終希望和尋求的東西。我是屬于抱有堅定信念者之一，認為當法國看清楚為什么還沒有成功的原因時，它一定會如所應該的那樣獲得它尚未取得的成功。基佐瓦爾-利歇爾，1856年9月

　　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1787-1874）系法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他出生于尼姆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著名律師，在法國大革命時死于斷頭臺上。他隨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學習法律，并同反拿破侖的文學團體有往來。1812年任巴黎大學歷史教授，同年與女作家寶蓮娜·德·梅蘭結(jié)婚，從此結(jié)識了保皇黨頭面人物而進入政界，曾參加第一次波旁復辟（1814），成為君主立憲制的鼓吹者和“空論派”團體的成員，并在其1816年寫的《論代議制政府及法國現(xiàn)狀》一文中解釋該團體的政綱。1820-1830年，他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著有：近代史課本《歐洲代議制起源史》（1822）、《法國史概論》（1823）、《有關(guān)英國革命回憶錄集》（1823）、《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時期英國革命史》（1827-1828）、《歐洲文明史》（1828）和《法國文明史》（1829-1832）等書。在七月王朝（1830-1848）期間他是君主立憲派首領之一，在法國政治生活中頗有影響。1832-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確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則。在一度任駐英大使（1840）后，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后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頗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國革命結(jié)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