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xiàn)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叭昵暗纳虾＃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帶點凄涼。”這是《金鎖記》里開頭的一段。我現(xiàn)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發(fā)，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云月。七十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沖沖地親自簽名包扎、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謝香港昭明書店，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游。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況的一個紀念。大陸實行對外開放以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lián)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潛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譏。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注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臺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帥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已滿意足了。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和中國抗戰(zhàn)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占領下的淪陷區(qū)。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yè)性雜志《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志，奇跡似的發(fā)現(xiàn)了《沉香屑——第一爐香》c張愛玲是誰呢？我怎么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盦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四，總感到不便請他做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xiàn)了。出版《萬象》的中央書店，在福州路畫錦里附近的一個小弄堂里，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里，隔著一道門，就是老板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不致擾亂東家的安靜。舊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這類屋檐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里，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后發(fā)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么，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并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huán)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里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凈的報章雜志，興趣不在文學而在于替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后，文學界還有少數(shù)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fā)現(xiàn)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jié)食，正肆力于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fā)表作品，并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圣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丏尊和章錫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里韜光養(yǎng)晦，躲雨避風。王統(tǒng)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調孚、顧均正諸位，就都是的?？墒俏覍垚哿岵槐憬粶\言深，過于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jù)說平襟亞愿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里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愿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之于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chuàng)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志”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萬象》上發(fā)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xiàn)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jù)。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同時對《連環(huán)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fā)，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絕不在下文把《連環(huán)套》批評得那么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伽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tài)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fā)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睆垚哿徇@篇隨筆的題目，就叫作帕己的文章》，后來收在散文集《流言》里?，F(xiàn)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huán)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tài)度。五四以后，消耗了無數(shù)筆墨的是關于主義的論戰(zhàn)。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qū)區(qū)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里不再重復。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huán)套》就被“腰斬”，以后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xiàn)。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哆B環(huán)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并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jié)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臺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復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黃。后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云，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館里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xiàn)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读餮浴防锔娇南嗥?，就是這種款式。相片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xiàn)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敝軇υ茟?zhàn)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tài)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臺戲后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后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娏耍蒙虾Ｔ捳f。“赤刮利新的末?！鄙；∈怯捌恫涣饲椤返膶а荩瑥垚哿岬氖炫笥选@是后話。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椎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里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須發(fā)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筑，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醬色的斜屋頂，墻上爬滿長春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選這么個環(huán)境來開設他們的現(xiàn)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huán)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氐郊依?，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shù)行，在記憶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請。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fā)現(xiàn)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臺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里，隨后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復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余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fā)的《山河歲月話漁樵》?？谷諔?zhàn)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余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jù)。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俺雒缪?！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薄皶r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xiàn)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后，戰(zhàn)火依然彌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于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癥，感情上的悲劇，創(chuàng)作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xiàn)，就像放電影斷了片?！叭珖夥拧?，在張愛玲看來，無疑是災難?？箲?zhàn)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么比這更大的事了。1950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jié)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里，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后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盡管由絢爛歸于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么樣子）。任何事物都有復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么簡單。左翼陣營里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左聯(lián)”元老派的夏衍尤是一個?？谷战Y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xiàn)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后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里，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shù)，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無怪其然了。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做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闌燈迤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涂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边@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里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困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奔庸幌訑M于不倫，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斗爭，抗戰(zhàn)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即為正統(tǒng)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tǒng)，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回廊別院，池臺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wèi)政權把新文學傳統(tǒng)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么，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臺。抗戰(zhàn)勝利以后，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張愛玲不見于目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于“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xiàn)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三十年風馳電掣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愿，親切的問候。1984年11月22日（1988年刪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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