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

　　二、人生哲學魏晉六朝是中國歷史上戰(zhàn)亂最頻繁的時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玄學的流行，使得六朝士人思想空前活躍。名士們個體意識的崛起，演變?yōu)楫敃r社會人生的各種矛盾。由于漢帝國的崩潰，儒家的衰落，禮教的松弛，老莊的興起，促使個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成為一種時代的文化精神，從而激化出自然與名教、個體與社會的矛盾。在這種矛盾與沖突的歷史背景下，六朝又是一個沒有思想權威而又正在重建新的價值觀的時代。人們無拘無束地憑借著自己的個性、思想、學識來設計理想人格，選擇人生態(tài)度。在迷惘與追求、困惑與探索相混雜的心態(tài)中，既有生的沉迷執(zhí)著，又有死的超然人化；既有物質(zhì)的享受滿足，又有精神的自由逍遙；既有醉生夢死、渾渾噩噩的頹唐蒙昧，又有忍辱而不失風度的放達；既有虛幻的仙佛世界，又有憤世嫉俗的現(xiàn)實批判；既有澄明恬淡的修身養(yǎng)性，又有返歸自然、怡然自樂的超然世外。所有這一切，構成六朝人生哲學豐富多彩的畫面。l.死矛盾的沉思人生以生命的存在為現(xiàn)實基礎。有生必有死，人生總是有限的。死的默念與生的沉思，即對生死矛盾的思考，構成中國傳統(tǒng)人生哲學的邏輯起點，也是六朝面臨的時代課題。在遠古時代，由于沒有產(chǎn)生剩余價值，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加之愚昧無知，因此原始人不會感到死的恐懼和悲哀。以后隨著生產(chǎn)力和人類文化素質(zhì)的提高，開始意識到死的不可避免，于是詠嘆時光的流逝，產(chǎn)生淡淡的哀愁。面對宇宙無窮而人生有限的矛盾，儒家學說只重生不重死，對生死問題采取回避態(tài)度。孔子對于生與死的矛盾，有一個明智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當他面對著滔滔東去的黃河之水時，直接感受到時光流逝的不可逆性，便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感嘆人生如同流水般地迅速消逝，一去不復返。但是，他并沒有為人生的有限而悲觀沉淪。當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時，是意識到一旦把握人生的價值，盡最大努力去把握這有限的人生，就死而無憾。儒家以理性主義態(tài)度對待人的生死問題。道家學說對人的生命存在采取自然主義的態(tài)度，不回避死的問題，將生與死聯(lián)系起來思考，在生命觀上比儒家更具辯證性。面對死亡，莊子具有哲人的灑脫與智慧：“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這就是說，生與死是相互聯(lián)系著的自然變化，“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普遍地激烈地表現(xiàn)出對死的悲痛和對生的留念的，是在東漢魏晉之際。東漢以來由于朝代更迭，得勢者大殺異己，戰(zhàn)爭頻繁，瘟疫流行，死亡無數(shù)，人們痛感時不我予，慨嘆人生短促，這就激化了生與死的矛盾。又由于時重士族，若隱退則門戶無托，而身仕亂朝，若從政則生命可憂。為尋找自全之計，就試圖調(diào)和進退出處的矛盾。加之，此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達到了一定高度，舒適的生活享受，使人們意識到生命可貴；但是生命的短促，又喚起了人們對死的恐懼。據(jù)考證，魏晉六朝名士的壽命一般不長。面對慘痛的社會覡實，他們喟嘆人生短促。生死無常，對現(xiàn)實生活有著強烈的欲求和留念，因而服藥煉丹，飲酒任氣，高談老莊，雙修玄禮，瀟灑不群．超然自得，既縱情享樂，又滿懷玄思，對人生的命運、價值與意義進行了深沉的哲理思索。六朝時期，由于人的個體意識的崛起，控制情感的大堤崩潰了，。六朝名士意識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以生為貴”①的思想由此而生，并繼承與弘揚道家“貴生、保身、全性”的人生理論，為追求生的權利而執(zhí)著探索人生的真諦。人們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生命價值，對死亡產(chǎn)生無限的迷惘和悲痛。在這一情況下，痛惜。人生短促”的絕唱最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六朝名士喜歡服藥的根本原因，是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時光流逝?！妒勒f新語·文學篇》記載：“王孝伯（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王恭之所以欣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兩句，與他服藥行散有某種聯(lián)系。自漢末以來，人們就一直企圖通過煉丹吃藥以延年益壽乃至得道成仙。據(jù)《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載：“桓公北征，經(jīng)金城，見前瑯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條折枝，泫然流淚?！睎|晉大將軍桓溫少有豪邁氣，胸懷大志，在北征途中，目睹前種之柳，皆已大至十圍，聯(lián)想到當時逆胡未誅，余燼假息?；笢卦谟H勒部卒，建旗致討途中，感年華之飛逝，嘆事業(yè)之未就，悲人生之渺小，觸景生情，泫然淚下。后來，庾信在《枯樹賦》中，把桓溫的話寫成一首凄愴感人的抒情詩：“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宇宙無限，而人生有限；事業(yè)無止境，而壽命太短促，使無數(shù)士人陷于無窮的遑惑、迷惘與悲傷、恐懼之中?；笢卮朔N以人生的價值在于為事業(yè)而獻身的精神，難能可貴。除桓溫這種建功立業(yè)、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外，六朝名士如何使不安的心靈得以解脫呢？記載六朝史實的文獻，特別是《世說新語》、《晉書》、《高僧傳》中，都有不少這一時期尤其是東晉名僧與名士交往的事跡，他們從玄言佛理中尋找屬于自己的精神寄托。東晉江南名僧支遁，字道林，兼通佛學和玄學，與東晉上層文士謝安、殷浩、許詢、王羲之過從甚密。據(jù)《晉書·謝安傳》說，謝安未人仕之前，一直“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沙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人則言詠屬文。”王羲之寫過著名的《蘭亭集序》，此序通篇著眼于“死生”二字。永和九年．王羲之邀友人會集蘭亭，曲水流觴，飲酒賦詩，洋溢著一片歡愉的氣氛。此時，王羲之游目騁懷，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由此引發(fā)出人生思考：“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育一室之內(nèi)；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