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這本關于長征的書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國出版以來，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擁有為數(shù)眾多的讀者，該書還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以及許多小國翻印出版。那些從未閱讀過紅軍壯麗史詩的人們，現(xiàn)在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了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yè)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zhì)。他們將從這里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他們僅僅從統(tǒng)計數(shù)值中就開始明白紅軍所作出的犧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六千名男女從江西出發(fā)，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第一方面軍抵達陜北時只剩下大約六千人。長征是一篇史詩。這不僅是因為純樸的戰(zhàn)士及其指揮員們所體現(xiàn)的英雄主義精神，還因為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它鍛造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打垮蔣介石、奪取全中國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們兄弟般的革命情誼。這種兄弟情誼在毛晚年發(fā)生的瘋狂動亂中消失了，給這部英雄的史詩抹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們現(xiàn)在又奇跡般地掌了權。他們在鄧小平領導下使中國踏上了他們所說的“新長征”。這一新的長征與幾十年前的長征同樣艱巨，它很可能成為當代偉大的社會和政治試驗。但新長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幫”屬于另一篇故事。這里撰述的是長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國的史學家及長征幸存者的幫助下所能匯集的長征史實。本書前言中文版自序將近五十年前，美國記者斯諾通過他的優(yōu)秀作品《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紅軍的長征?！都t星照耀中國》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國出版。當時，幾十萬美國人，包括我自己，讀了這本書，從中得到了對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時對他們的目標和救國抱負，對他們的艱辛和犧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紅星照耀中國》后來被譯成中文即《西行漫記》，使整整一代中國人首次讀到長征的英雄事跡。我見到斯諾是在二次大戰(zhàn)期間。這時我倆都是戰(zhàn)地記者，恰巧都在蘇聯(lián)采訪蘇聯(lián)紅軍作戰(zhàn)的消息。我們一起上前線，報道蘇聯(lián)紅軍如何擊退希特勒的部隊，如何把他們從蘇聯(lián)領土上清除出去。斯諾和我自然常常談到中國。那時報社的編輯本來要我在莫斯科的報道任務結束后即動身去重慶。可是后來計劃變了。盡管二次大戰(zhàn)期間我未能去中國，但是我同斯諾的多次交談，加深了我對長征的興趣。關于長征，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這樣寫到：“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斯諾本人就想寫這樣一部史詩。歲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間長期的敵對情緒開始消融，美國人又可以前往中國旅行，接觸開始增加了。這時我下了決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實現(xiàn)斯諾的遺愿，爭取寫出長征的全過程。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斯諾本人沒有寫一部長征的歷史，否則他可以趁幾乎所有長征干部都還健在，趁他們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時候，把這部歷史寫出來。然而，斯諾未及如愿便與世長辭了。因此，本書是我熱望實現(xiàn)斯諾未完成目標的產(chǎn)物。我能如愿以償，多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了我莫大的幫助與合作。一九七二年，我向以故總理周恩來首次提出要寫這本書，請他批準。然而，此事直到他和毛澤東相繼逝世和“四人幫”垮臺后，才有了進展。事實上，“四人幫”如不垮臺，我寫長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一九八三年八月，終于獲得了官方的批準。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隨后在中國人的好朋友，中國社會及歷史問題專家謝偉思的協(xié)助下，我在北京開始了研究和收集資料的工作。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們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秦興漢將軍和外交部譯員張援遠的陪同下，進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幾乎完全沿著第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行進，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軍團和第四方面軍戰(zhàn)斗過的部分地區(qū)。在那邊遠地區(qū)漫長的旅程中，我們主要乘坐吉普車，小型客車和指揮車，行進在當年紅軍男女戰(zhàn)士們完全徒步走過的地方。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今天仍然如此。只有親身走過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現(xiàn)實主義的方式描繪出長征中的戰(zhàn)斗和艱難困苦：特別是過雪山和草地。在中央，省和地方當局的配合下，我對許許多多長征的幸存者進行了個人采訪。他們中的一些人曾擔任過或仍擔任著要職。我還向中央和地方的歷史學家征求了意見。檔案工作者還特別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歷史細節(jié)。這本長征的紀實就是在這種合作和協(xié)助的基礎上脫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認為它已經(jīng)探討并揭示了這部史詩的一切方面；也不認為每項細節(jié)都以批露于世。事實上，盡管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專家們也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工作，仍有許多問題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國同事曾明智的說過：“這并非蓋棺論定了。”在某些問題上，幸存者們的回憶是互相矛盾的。還有一些問題的檔案材料已在殊死的戰(zhàn)斗的混亂中散失了。我必須強調(diào)，關于長征的結論和解釋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詢過中國當局的意見和看法，但是書中的觀念和結論由筆者自負責任。這本關于長征的書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國出版以來，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擁有為數(shù)眾多的讀者，該書還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以及許多小國翻印出版。那些從未閱讀過紅軍壯麗史詩的人們，現(xiàn)在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了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yè)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zhì)。他們將從這里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他們僅僅從統(tǒng)計數(shù)值中就開始明白紅軍所作出的犧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六千名男女從江西出發(fā)，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第一方面軍抵達陜北時只剩下大約六千人?，F(xiàn)在，在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人們對于幾十年前由一支規(guī)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國男女組成的隊伍所進行的一次軍事行動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如果中國讀者對此感到費解，我只能重復埃德加·斯諾就這場“激動人心的遠征”說過的話：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xiàn)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國

　　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一九○八年十一月生于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九二五年中學畢業(yè)后，曾就讀于明尼蘇達大學，主修化學，后退學，從事新聞記者工作。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八年，擔任合眾國際社記者、編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任紐約時報莫斯科常駐記者，達五年之久。一九六一年以后，歷任紐約時報編輯、助理副總編輯、副總編輯等職。二次大戰(zhàn)期間曾深入前線，遍訪蘇聯(lián)廣大地區(qū)，著有《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聞名于世。曾獲得國際普利策新聞獎等獎勵及許多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曾任美國文學藝術學會主席、全美作家協(xié)會主席。一九七二年后，曾五次訪華。一九九三年五月病逝。1994·北京